东北抗日义勇军在雪原上的大转移

势单力薄仍拼死保家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华危亡、家乡沦陷，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武装，奋起抵抗，以血身肉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决死相拼。这些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奋起，成为中华民族14年艰苦卓绝抗战史上浓重的一笔。当时比较著名的有黄显声组织的辽南抗日义勇军，以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耿继周为首领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苏炳文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东北军和部分警察部队、绿林武装、地方民团武装、民间秘密团体（如红枪会、大刀会），他们中有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地方官吏和士绅等等。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等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白山黑水间燃起熊熊的抗日烽火。东北抗日义勇军奋勇抗击日寇精锐部队，攻城夺镇，四处出击，歼灭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打得日寇惊恐不安，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士气。当时流传的“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冯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如虹气势的写照。

　　1932年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30余万人，活动遍及东北三省及热河省172个县中的102个县和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义勇军曾经11次攻打沈阳，6次攻打长春，占领过16个北满县城，给日军以重创。

手握长矛、青龙刀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抗战初期，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张学良将东北军撤往关内，东北的抗日重担全部落到义勇军的肩上。尽管形势严峻，但他们却都表达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各路义勇军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打击敌人。李杜在致国民政府的电文中曾说：“迨至本月冬日（1932年2月2日），日军由长春增加长谷旅团，多门指挥，节节进迫，……敌以铁甲车冲锋，……利用飞机、唐（坦）克车猛力进逼，我联合军奋勇抵御，血肉相搏，……敌复增加兵车三列、炮数门反攻，战况极激烈。……我联合军终以转战经旬，伤亡盈千，兵力过疲，呼救无援，乃退守。”他们没有像样的武器和供给，没有可退守的后方和支援，东北苦寒的气候更是将义勇军战士们折磨得骨瘦如柴。1932年9月19日，《申报》披露了当时义勇军艰苦作战的状况：“因经费困难，一切殊感艰苦。故在前线作战之义军，粮食均由就地之民众供给，因之恒两三日不得一饱，尝以窝米为充饥之妙品。夜则露宿田野，是以患病者极多，失去战斗力不少。伤者无以为医。”义勇军最难熬的是冬天，气温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到处白雪皑皑。在野外山林露天宿营，每一个夜晚都是煎熬。一生火取暖立即就会被敌人发现。奋战到1932年冬天，大部分义勇军都溃败下来。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马占山在1932年12月31日致国民政府电文中说：“本年十月间颁发总攻击令后，即督饬各军进攻……，终因弹尽粮绝，敌援猝至，……职以弹药既无来源，兵食又险缺乏，……故将军队发令先后撤退。”轰轰烈烈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日寇的强大攻势下，惨遭失败。

义勇军官兵竟以“战俘”身份入苏

　　当义勇军孤立无援溃败下来时，关注这支部队的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进行了艰辛的谈判，最后，双方议定：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过苏联西伯利亚区域，辗转回到中国新疆，途中苏联政府提供便利保障，转移的费用则由国民政府支付。

　　1932年12月4日晚，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谢珂等率正规部队3000余人、非战斗人员1200余人从海拉尔分乘4列火车往苏联方向撤退。第一列车是军政长官和眷属，第二列车是民众，第三、四列车是军人。马占山深恐苏联不许其入境，改名方秀然，列为苏炳文部义勇军的总司令部参议，以资掩护。不久，李杜在密山遭到日军的突袭，“日陆空两军即至，我军拼命抵抗，支持半日，因机轰弹炸，四处火起，士兵复大半未着棉衣，披搭被褥与敌对抗。直至深夜，李总司令以弹尽援绝，物罄粮殚，无以为守，遂率部退入虎林，日军复继续前进，我军无力支撑，李总司令于一月九日午率卫队一旅渡江入俄”。在敌人突然进攻的情况下，李杜领导的吉林自卫军全军溃散，从虎林退入苏联境内，余部由王德林部收容。1933年1月，日军骑兵第十联队进攻东宁的王德林部。王德林部顽强抗敌，“在东宁防地苦战三昼夜，因弹罄援绝”，1月10日，王德林部退入苏联境内。后来陆续又有多支义勇军撤退到苏联。

　　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大本营，最终他们还是要开赴新的抗日战场，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愿望进入苏联的。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进入苏联境内的瞬间，就全部被缴了械。后来，东北民众救国军旅长郑润成在致国民政府的电文中说：“二十一年（1932）十二月四日夜，退入苏联国境，援国际惯例，缴械收容。”原来，苏联政府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对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完全按照“俘虏”来对待。1933年初，经国民政府与苏联协商，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除伤病员暂留各医院治疗外，其余官兵分3批、通过3个途径归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道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小孩从海参崴坐轮船绕道日本海返回；其余各部官兵由苏联政府安排分8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在阿亚古斯下火车，然后再分批进入新疆，绕道新疆塔城（伊犁）边境巴克图口岸后回国。此外，苏联政府还允许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军官和家属到莫斯科、基辅的一些大学深造。但为了日后归国参加抗战，实际报名留学的人很少。

1933年3月31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由欧洲归国事宜致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电文。

　　从1933年2月上旬起，4万多名东北抗日义勇军（含部分家属）在零下30多摄氏度（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开始沿着伯力——西伯利亚——赤塔——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塔城的路线返回。据回国的义勇军老兵回忆：“数万抗日义勇军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进入苏联就失去了自由，连上厕所也要征得苏方的同意。”义勇军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还要忍饥挨饿。苏方规定，每人每天供应400克黑面包。义勇军官兵根本不够吃，于是他们还需经常给当地人干些体力劳动（如伐木等），聊以维生。为此，国民政府曾经提出多付苏方一些美元，请苏联政府给过境人员提供更多食物。但战争年代，食物严重缺乏，苏军自身的供应尚且不足，此时已经不是美元可济的问题了。离开阿亚古斯时，苏军按之前的标准给每人发了4天的干粮，而实际行军天数都在10天以上，这就是说，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160克。由于食不果腹，又抵挡不住西伯利亚滚滚寒流的袭击，许多人一夜之间失去性命。东北抗日义勇军穿越西伯利亚进入新疆途中，有1万多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亡，这些死亡的人中，75%以上都是在距离祖国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死去的。为了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广大义勇军官兵以自己的悲壮和坚毅，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大规模迁徙的奇迹。

　　按照之前中苏约定，随军官吏、学生和家属将从海参崴坐“无恙”号轮船回国。为了保障他们在海上的安全，防止被日军袭击，“无恙”号悬挂了智利的国旗。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在1933年3月致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电中说：“无恙”轮“于月之十六日早七点进口，停泊塘沽北宁铁路码头，公安局长当自率带官警前往，妥为照料。……苏炳文、李杜等部及妇孺等计一千三百三十余人即于午后三点十分改乘北宁火车开赴北平，其王德林部及妇孺等计一百六十七人于十七日午后五点仍乘原船无恙轮转往上海”。这批人员于1933年3月全部安全回国。

　　1933年5月5日，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王德林、孔宪荣一干人等经由苏联、欧洲转路抵达香港，受到香港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6月3日，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张殿九等从欧洲搭船回国。这以后，他们以自己的抗战经历呼吁全民族奋起抗战，并积极投身于各种抗日工作中。

　　（未完待续）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