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天津商报画刊》上刊登的在天津事变中被炸毁的房屋。

黄道吉日枪声骤起

　　1931年11月8日晚10时30分，天津海光寺日本兵营警钟一响，便衣队就从日租界出动，向华界发起猛烈进攻，而日军则在中原公司屋顶架设瞻望台及军用电话坐镇指挥。便衣队的攻击目标主要是政府部门、公安局和警察署。直扑南市的一路便衣队来势凶猛，很快就占领了南市公安局一区六所、驻海光寺二区六所，并悬挂日本国旗。由闸口方向出来的一路便衣队试图夺取东浮桥公安局，但因公安局早就严阵以待，奋勇反击，他们多次进攻未果。之后便衣队节节败退，逃回日租界。激战中，许多民房、商铺被炸，众多无辜百姓死于非难。

　　1931年11月8日，是旧历宜婚嫁的日子，天津有很多人家娶亲嫁女，本该热闹非常。但就是这样一个黄道吉日，偏偏连珠般的枪炮声彻夜未息。市区的百姓哪能好好睡觉！洞房花烛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夜，但这晚，新婚夫妻们都是和衣而坐，胆战心惊地挨到天明。

　　《天津商报画刊》所刊《津变中之牺牲者》一文记述了事变中的一桩惨剧。某大商店职员会日语，其家在华界，经常往返于日租界与华界之间。11月8日收工时，他仍按平时的路线回家。途中因与便衣队的人同行而被巡警一并拘捕。他急忙申辩说自己是某商店职员，并非便衣队。巡警与保安队的人岂肯轻易相信，说次日以电话向商店问明后才能释放他。被捕的便衣队均已被绳索捆绑，而某君因尚需查明身份未被绑缚。但他当时惊恐万分，见巡警监视稍有松懈，转身就跑。保安队见状，认定其必是便衣队，举枪一击，某君应声而倒。

1931年，《天津商报画刊》报道天津事变的专版。

　　该报刊登的多张图片展现了事变后的天津惨状。一张照片是9日保安队攻击便衣队最猛烈时，日本人发射的炮弹在一区四所洋货街同和成染坊爆炸后的惨景，另有四张是怀庆里几处被炸毁的民房和被日军击毙的车夫严某的照片。

市民自述惊魂一夜

　　1931年11月15日，《天津商报画刊》天津事变专版上《脱险之一夕》一文，刊登了一名普通市民自述的亲身经历。

1931年，《天津商报画刊》上刊登的天津事变中城市惨状。

　　11月8日晚8时，华界忽然宣布戒严，当时该市民已经得知消息，却以为天津不会出事，于是仍如往常一样步行返回法租界。晚9时许，枪声骤起，他赶忙躲进一条胡同，见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站岗的华人巡捕，急行至南市一带，日本宪兵及华人巡捕开始多起来。这时枪声更紧，为了保全性命，他想赶紧找辆人力车回家，可路上行人本来就少，雇人力车谈何容易！幸运的是，晚11时许，他终于等到了一辆救命的人力车，也不讲价了，上车后就让车夫快往前行，尽快逃离险境。一路上，只见两旁店门紧闭，偶有探头出来张望者，皆有惊慌之色。途中，两辆日军铁甲车呼啸而过，犹如吞人的虎豹，隆隆地向华界开去，又见一队荷枪巡逻的日军，嘴里哇啦、哇啦地叫喊着，还有三四十人的便衣队正冲向华界……直到在法租界下了车，惊魂未定的他还喘着粗气。稍后，又有路人惊恐地说，中原公司和加藤洋行等处均有中国人被当场击毙，尸体就在路边。想想自己刚从那里经过，该市民更是不寒而栗。

市井萧条民心不安

　　事变发生后，天津市面一片萧条，日租界全面戒严，平日繁华的街道行人绝迹。11月8日晚10时许，法租界各游艺场、电影院的客人和观众闻讯后纷纷散去。当晚，京剧名伶尚小云正在北洋戏院演出新戏《贞女歼仇》，演大轴的他登台时已是晚上11时许，素日狂热的戏迷竟也只剩下三分之一。

　　11月9日，法租界梨栈一带各商店均闭门歇业，各戏园、杂耍场皆停锣。光明、新新、明星三家电影院也只有日场，晚间停演。事变激起天津民众的仇日情绪，抵制日货之声日渐高涨。电影院放映影片前必打出各种反日宣传语。一日，明星电影院放映电影前，银幕上映出“抵制仇货，就坚持到底”的标语时，观众热烈鼓掌，只有在场的两个日本人局促不安、狼狈不堪。

　　华灯初上时，昔日繁华的法租界一片寂静，只有一些旅馆人满为患。《国难中之惨睹》一文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事变后，市区百姓都以为大难将至，大户人家想到的就是搬家，搬进英、法租界是首选，要不就投亲靠友、租房迁居，一时租不到房的就只有入住旅馆。而一些既没门路又没钱的平民百姓则忙着“清理人口”，特别是家中有适龄女子，已经有了人家尚未过门的，父母即以一乘小轿送至夫家，六礼不具，嫁妆全免。于是，街中时见小轿来往，只是送亲之人眉宇间少了些喜气，多了点愁容。为此有人赠诗云：“满城飞炮火，比户有鸳鸯。”其事甚奇，其情却惨。

　　因便衣队大多被击散或击毙，暴乱兵力大减。为及时扩充队伍，华人巡捕竟在日租界内挨户叩门，询问有无男子在内，如果开门者是男子，便强令其加入便衣队。因此，日租界住户大多迁走，未及搬走的人家听到敲门声，倘若家中还有男子就赶紧躲藏起来。

　　发现这一现象后，日租界当局遂下令禁止搬家，并在路口、桥头设卡盘查。

逊帝溥仪趁乱离津

　　1925年2月逃至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在这场事变中趁乱溜出天津。《天津商报画刊》则以《溥仪离津之别闻》等多篇文章报道了这一事件。

　　溥仪此次离津，清朝遗老陈宝琛、朱益藩痛哭失声却不肯随行。而郑孝胥深知溥仪赴东北一定不会顺利，故执意随溥仪同行，大概是怕溥仪遭遇不测，以便贴身保护。

　　日本人因为在东北没有“号召力”，所以极力笼络溥仪。天津事变前，土肥原携庄士敦、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和曾任四川巡警道的周孝怀一同来津，对溥仪威逼利诱。直至天津事变期间，有人看见他在日军的“保护”下脱离了日租界，乘船离去。为避人耳目，溥仪还穿上日本军装。

　　溥仪离津前，土肥原表示将来不会对“新帝国”提新要求，国号、年号更是不会干涉，但这种口头声明并无效力。毋庸置疑，日本人拉住溥仪就是想让他当一个傀儡，而溥仪也知道，做日本人卵翼下的“皇帝”不如牛马。但在日本人的胁迫和利诱下，溥仪还是选择奔赴东北。

奔赴东北终成傀儡

　　溥仪到东北后，日子并不好过。《天津商报画刊》以《土皇帝出现》《复辟失败之原因》两篇文章和多张图片报道了溥仪的痛苦与焦躁。

　　《复辟失败之原因》一文中说，土肥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挟持溥仪离津，东北复辟空气顿时浓厚，但十几天过去了，依然没有消息。土肥原预备了龙旗、龙袍，打算于11月15日在沈阳让溥仪登场。不料溥仪与日本人产生分歧，终至复辟不成，溥仪的皇帝迷梦成为泡影，日本人的傀儡计谋也随之落空。那么溥仪与日本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从辽宁回天津的人透露说，溥仪一离开天津，土肥原即派人至辽宁、吉林各地，愿以巨资收买当地老百姓，让他们出面“请求”溥仪登基，并于15日长跪迎驾。但纵使日本人出再多的金钱，各地民众也不愿勉强出头。虽然也有为了金钱前往者，但终究是极少数，不足以为溥仪捧场。于是，此项把戏遂无法变出。另外，当日本人让溥仪登基时，郑孝胥即代表溥仪向日本人提出“不为朝鲜第二、必须各国承认”等条件。这让日本人极为难堪，他们岂肯答应！复辟未成，溥仪被日本人监禁，失去自由的他整日焦躁不安，郑孝胥也因复辟无望而大发牢骚。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溥仪出任“执政”。他出走天津终于“得偿所愿”。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