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连年，岭南地区相对稳定，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增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据《三国志》卷三十引《西戎传.魏略》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西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可见当时大秦已开通了“循海西南，与交趾七郡”的海上贸易通道。外国的香料、宝石、金银器、玻璃器等货品亦从海路运抵广州，不少佛教僧人也乘商船来到广州，在传播佛教的同时，还传入印度的哲学、文学、医学、绘画、雕刻和建筑艺术。

　　随着佛教的传播，光孝寺、六榕寺、华林寺等岭南佛教名刹都创建于这一时期。其中，光孝寺是广州年代最早的佛寺，自三国时期创寺以来，常有中外高僧到寺中驻锡译经传教弘法。东晋时期西域三藏法师昙摩耶舍来寺扩建大殿并翻译佛经，刘宋年间印度高僧求那罗跋陀在寺中创建戒坛传授戒法，印度达摩祖师也曾至本寺驻锡传教。光孝寺存有很多与此相关的珍贵文物古迹，有始建于东晋的大雄宝殿，南朝达摩祖师开凿的洗钵泉，印度高僧智药手植菩提树等等，印证了这一时期佛教文化在广州的传播。六榕寺及花塔始建于南朝刘宋年间，曾供奉昙裕法师从海外携回的佛舍利。华林寺是由印度高僧达摩从海道来中国传教在广州登岸处“西来初地”所建“西来庵”扩建而来，一千多年过去了，达摩泛海东来传授佛法的故事仍在广州历代传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广州市内的多处遗迹中发现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建筑材料及其他佛法遗物，最大量的当属莲花图纹，其中又以莲花纹瓦当最多。南朝墓葬和遗址中还出土了净瓶、佛塔、莲花器座等佛教色彩浓厚的器物，由此可见这个时期随着佛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发展，佛教的思想和艺术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

来源：广东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