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广东治安之乱，居全国前列。《申报》当年11月4日报道的原话是：

　　粤省遍地皆贼，其打家劫舍，焚村毙命之事，无日无之。倘编匪警一栏，则纪不胜纪矣。其中如强硬打单勒收行水，此为各省所无，而粤省之所特有。即治盗条例亦有所不及载。曩者打单之事，仅及四邻，近则叠见于繁盛地方，若铁路局，若海军学校亦居然有之矣。匪风如此，地方尚堪问耶？！

　　所谓“打单”，即恐怖勒索。从上文可以看出，在二次革命之后，广东遍地匪盗，且其攻击对象从平民向官方扩大。这种治安恶化的背景，有利于我们理解更为繁盛的省城广州的炸弹案。在此仅举一则与炸弹案略有关联的“打单”事例：

　　10月21日，在西江一带侦探“匪踪”的广东水上警察厅厅长蔡春恒获得消息，顺德“著匪”李苏(绰号“风祖苏”)“受党人运动”，来到广州，匿居于习惯柳波涌迎康里口右边第二间房屋内。蔡春恒立即派侦探廖汉雄等带兵会同警察于天明时分抵达该处，当场抓获李苏。在审讯中，李苏招供，他专门打单，由甘竹至顺德一带，河面所有各轮船及不记字号的各店铺，均收有“行水”使用。本年至今共勒收“行水银”三万元，均是他一人所为。

　　所谓“行水银”，类似于“保护费”。这个案例，也暴露出革命党与黑社会之间的瓜葛。李苏随后被押解到广东巡按使署执法处，而数天后，水上警察厅则遭遇炸弹袭击。

　　发生在10月25日的水上警察厅爆炸案，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两天后的重阳节，长安酒楼却有数十平民伤亡。

　　对于1914年的革命党暗杀行动而言，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水上警察厅爆炸案

　　重阳节长安酒楼的炸弹袭击，是革命党一次有计划的行动。在此之前，广东军警已听闻该天将有“起事”的传言。而水上警察厅的爆炸，则可能是一次临时行动，主要是为报复恩平、开平、新平三县革命党总机关大头目刘省吾(刘参)、陈方功等人的被捕。

　　抓捕刘省吾等人的经过如下：水上警察厅先侦悉刘省吾等人下落，后在10月23日派一等侦探陈法前往公益埠通知福军统领李雍，李雍则派林营长带人将刘省吾等人拿获。现场搜出革命方略、中华革命党总章、委任状、救国誓词及召集各党人信件等证据。因案件重大，李雍特派林营长将嫌犯押解到水上警察厅，当晚连夜审讯。审讯后，水上警察厅厅长蔡春恒亲自携带嫌犯供词面交广东巡按使龙济光。

　　在嫌犯被抓的第二天晚上，即有炸弹投掷水上警察厅院内。

　　据报道，爆炸案发生后，有两名案犯被捕，连夜被押解到将军署审讯。当天五更，先有一犯人被押出北门枪决。第二天早晨9时许，又有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被军队押到北郊枪决。一个小时后，又有两名嫌犯乘坐没顶轿被军队押解到将军署，经军法课审讯后，也被枪决。据称，这四人均与水上警察厅的爆炸案有关，他们供认，同来30人，每人身上均有铜徽章为凭，以手戴金戒指为暗记。

　　为应对革命党袭击，军警在城内大肆抓捕，拘人累累。在此期间，有一位常姓人士投案自首，自称是凶犯。《申报》在11月11日的评论中称常某不忍拖累他人，愿受死刑，其“贤于陷人利己之徒远矣，然而他人之被累者，已不堪其苦”。言下有对执政者的大肆抓捕的批评。

　　但两天后的报道显示，此前的说法并不准确。相关消息称，常某到水上警察厅求见蔡厅长时，自称有机密相告。蔡厅长令卫兵搜其身，发现除毫银五枚外，并无别物，即派科长接见他。常某称，他是江苏人，长期在上海居住，前一段因为在家赋闲已久，“屡欲图谋馆地，借托枝栖”。有一天正好在四马路遇到同乡张汉屏，张汉屏说，他最近要去香港经营商业，希望常某陪同赴港。到了香港，有“股东”五人已先到，他们表面上说要办货上省，实际暗地里运送军械去内地。常某很吃惊，问他们想干什么。这些人倒也据实相告，并强迫他入党。常某进退维谷，深恐拒绝则身命不保，就托病去医院就医，以为脱身之计。谁知他入院第二天，广东就发生爆炸案，而同乡六人不知去向。常某担心事后受到牵连，故来自首。

　　蔡厅长将常某押解到龙济光将军府。龙济光研判此人对上海同乡的举动一定深有了解，命令军法课进一步秘密审讯，据称他供出了很多人的名字。

　　水上警察厅的案件貌似很快查出结果。但长安酒楼的爆炸事件，却短期内并未破案。而数日后，广州又发生一起私埋地雷案。

　　双槐洞私埋地雷案

　　两次爆炸事件后，广东军警已加大稽查力度。可令当局意外的是，仍有人偷运炸弹入城。11月5日早上8时许，在老城双槐洞附近发现一个地雷。因双槐洞离将军行署、广惠镇守署很近，附近观音山还有各路炮台，平日防范极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通过秘密手段偷运了地雷掩埋，难免令人吃惊。

　　为防爆炸，军警一面驻守该地，一面派人通知警区。该地僻静，行人不多，但仍吸引了不少妇女前来围观。后地雷被运往警察二区正署。经查验，地雷重约43斤，其左有一小孔，灌以清水并用银针探视，里面的药物有臭味，尝之则先甜后苦，知为猛烈炸药无疑。二区正署的官员原打算将地雷送往将军公署，后因危险，故当晚仍留在二区署。警方猜测，犯案者之所以将地雷藏于此处，可能是因为运至该地时，恐被军警发现，故暂时放在箩筐之下。

　　政府随即派军警宪兵在双槐洞附近对住户进行搜查，但并无所获。有消息称，该地雷是被泥水匠用竹筐运至广州观音山脚，准备埋于地下。后被警方查悉，连人带物一并拘获。另有报道称，是因箩筐内的石灰与某泥水匠所用石灰颜色相同，故警方将泥水匠夫妻拘拿讯问。

　　地雷未爆前即被发现，龙济光对此颇为欣慰，他下令加紧戒严。但巡按使李国筠则有不满，他觉得省城中军警林立，水陆两地严行搜查，却还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革命党人运来如此大的一个地雷。他令画匠将地雷图形画出，印刷多张，分发给各关口，希望能按图索骥，有利于破案。为防地雷爆炸，后用冰轮将其运送到虎门炮台收存。

　　龙济光为杜绝双槐洞附近仍有“不法党徒”藏匿，故命警方清查户口，填报门牌。除此之外，还在将军署前的通衢大道德宣街东棚口左右，各筑红毛砂砖炮垒一座，选派精兵驻守。该街口右边的一间店铺，10月时已给钱款责令搬迁，11月中旬更令该街口左边摆卖生果的小店拿到补偿后搬走，官方准备再次兴工建筑。

　　发现地雷之后，又盛传11月6日将“有变”。到了这天入夜时分，将军行署所在的德宣街，广惠镇守府所在的天平街，都军队林立，将四面铁闸关闭，不准行人来往。德宣街20号原为社坛，现亦改为炮台，以与吉祥街第五号军队驻扎之处势成犄角。巡按使及财政厅等处，则派皖军守卫，五步一人，十步一岗，看上去令人紧张。军械总局则由陆军第二旅司令部把守。长堤陆军第二混成旅司令部和水上警察厅也在本署前后左右，日夜加班放哨。

　　广州的审判庭在11月6日审理刑事案件时，尚未结束即匆忙将犯人押回监狱，并将卫兵以外的工作人员驱除出外，要求他们不准在此住宿。至于四城门的守军对来往行人的严查，则可想而知了。所幸的是，这一天未像重阳节一样“起事”谣言变为现实。

　　治安形势仍然严峻。据称在佛山、顺德两地，有十余村落受党人煽动，“地方人民均已助乱，声势非常猖獗。”

　　正南街炸弹案

　　这个未引爆的大号地雷，引发了舆论的恐慌。《申报》的评论员“默”在《炸弹声中之地雷》中说，大家或许庆幸地雷埋放未引爆即被察觉，否则轰然一声响则其祸超过数十次炸弹爆炸，也有人认为，党人并非真有引爆地雷的实力，而只是假借地雷的形式以骇人耳目，扰乱经济治安而已，如果当局张皇失措，不能保持镇静，就中其计了。引爆地雷的技术已成功发明，现在欧洲各交战国有各种新鲜利器，很难说党人今后又将假用何物。如果地雷为真，则说明党人的手段又进步了。

　　“默”的这篇评论还提到，革命党已经在惠州“起事”，或许会利用更为先进的武器——攻城大炮。“此前搜获飞机，今又发现地雷，夫飞机与地雷为现时交战国对待敌军之用，而我国党人则欲用以残其同类，是诚何心与？”因有此前炸弹案伤毙平民的事件，故此评论所谓的“残其同类”亦非无稽之谈

　　这里所谓的“搜获飞机”案，指的是此前广东水上警察厅在新宁公益埠“缉获飞机器具及能制飞机者谭某二人”。按照香港媒体的说法，飞机师谭根已由小吕宋回港，广东抓获的谭某即是谭根。谭某的供词也承认其能制造飞机，有同党多人确实想要乘飞机抛掷炸弹。当局爱惜其才，想要免其死罪，谭根亦予配合。问他防御炸弹的办法，他回答说，“宜布设鱼网及铁网，便能防护”。

　　龙济光于是准备将观音山各路炮台及虎门各要塞炮台一律密布防御器具。11月17日，江马小轮将多种铁网运到天字码头，令工匠安装，“使党人不能飞渡”。防御布设分为三层，一层帆布，一层铁线，一层渔网，结构精密。承修匠人来自马鞍街冯润记公司。

　　袁世凯政府也致电广东，称据驻日探报消息，党人正试图运送飞机回国，应予严查。广东当局因此命海关各关口严查，杜绝飞机偷运入境。

　　在这种全城戒严的气氛中，新的爆炸案还是发生了。时间是11月9日晚。

　　《申报》2天后发布了一则简短消息：“广东电九号晚六点钟，有人在正南街新会知事蔡国英住宅门首抛掷炸弹，其地斜对镇守署后墙，伤毙路人十余，城内安谧。”该报还在其他版面配了一篇短评《炸弹第三声》，唏嘘称：“此则为近来广东炸弹之第三声，可见搜捕不尽也。”

　　路透社的消息更为迅速，在案发第二天即公布死亡人数：九日炸弹案死者十三人，伤者甚多。半月以来，官场捕获多人，皆无犯罪之实据。官场自谓力能镇定大局。

　　镇定大局，真是谈何容易。

　　（省档案馆编研部　摘编）
　　

《时事画报》对广州双槐洞私埋地雷案的报道《又获炸药》图。

广东巡按使龙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