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雨贵

　　1945年8月14日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日本天皇被逼于是日向全世界宣告无条件投降。随即，日本驻粤（广州）总领事馆下降旗。8月下旬，在广州市的日本商人纷纷结束商务活动，候令归国。9月6日，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广州前进指挥所令驻广州市日军集中在河南（今海珠区南石头）解除武装。9月7日新一军进入广州接防，而国民党五十四军第八师由广西开抵芳村石围塘、花地等接防广三铁路沿线。随即日军进驻惠州、东莞、佛山、花县、清远、香港、广州等各兵种10万余人的驻军名册、4000余马匹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的清单，由日军指挥官田中久一呈送给第二方面军，驻广州日军约3万余人全部投降。是月下旬，驻广州日军已全部解除武装，并取消日本南支派遣军二十三军番号。

　　9月16日上午10时，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广州地区日军投降仪式。中方受降人为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甘丽初及美军博文将军；日方投降代表为日本南支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参谋长富田。受降仪式历时45分钟。其时，在广州共设5个日俘集中营，其中最大的一个设在海珠区南石头（原难民收容所和战犯拘留所），另外4个设在花地及市区外围。

　　10月8日，原驻清远源潭、花县新街的日军步兵第八独立旅团完全缴械，所有该旅官兵均被押解至广州芳村花地集中营。这集中营位于今芳村上市路松基直街旁的原培英中学校舍旧址（抗战期间曾作难民收容所，现广州建设机器厂）和原大通寺旧址（新中国成立后为广州果子食品厂厂址），人数未列。据《花县志》称：国军新一军某部开抵花县收缴日军武器及军用物资，并将日军及其眷属押赴广州（即芳村花地）。

　　10月29日，第二方面军在广州设立日本战俘管理处，由廖鸣欧任处长。广州地区设5个日俘集中营，日俘约4万人，日侨6000人。当时《中山日报》未列集中营人数，同时，随军摄影师及中央电影场摄影都前往现场摄制影片，供以后公开示众展览和放映。

　　据报载称：对待日俘发给衬衣、肥皂等生活用品，每天生活监管作息时间——天明起床、早操、早餐、劳作、中餐、劳作至天黑始休息。又据市警察局李国俊称：近查各营日俘诸多懒慢，以日俘担任清扫工作，应严密管理，不容懈怠，令警局严予管理，颁发管理简则，除了待惩办和另拘押的战犯外，其余日军俘虏，令各区警察分局，包括芳村分局负责监管在花地的日军俘虏。

　　从10月16日起，在芳村花地的日军战俘集中营，已编组日俘出动打扫街道卫生。主要在芳村上市、中市、下市的主要马路和花地一带的街道。

　　由于日军统治芳村地区时，在花地一带制造烧杀、奸淫抢掠的案例多，犯下累累罪行，令人发指。尤其谢姓、罗姓、梁姓、何姓等被害致死的人数最多。这批受管制的日俘在打扫街道低头劳动时犹如丧家之犬，围观群众无不切齿痛恨，常被群众吐口水，或被咒骂。受害人的亲属纷纷要求政府惩办这些鬼子和汉奸，讨还血债为民报仇雪恨。

　　据原花地村干部孙兆祥说，日本投降后，被俘日军关押在原培英中学校舍内，因日俘人数多，围墙内空旷地段挖了很多屎坑，积满粪尿，村内农民都取出作肥料用。住在附近镇东直街的陈文政老伯曾亲眼见到关押着的日俘，伸手拿着军用品向过路行人乞求换取日用品或食品，均遭路人的怒视与咒骂。据广州建设机器厂党委胡书记说，1974年，该厂建办公楼时，在工地挖出有军用钢盔、皮带、军用皮靴等日军遗留的用品。这些都证明了花地确实设有日军战俘集中营。

　　日军占领广州期间，在珠江广州段至珠江口，布下不少水雷，影响用船遣送日俘。待1946年2月扫雷工作完成后，除被拘押待审判的579名战犯外，各集中营的日俘已陆续用船分批遣返日本。同年12月3日，花地集中营之日俘与全市滞留的日俘共计128人，经解送黄埔码头乘汉民轮赴沪，转乘美军运输舰遣返日本。

　　1947年5月1日，广州河南（今海珠区）战犯拘留所拘押的日本驻广州湾宪兵队长山下久美、田野章之及台籍战犯美延寿3人，越狱逃至南石头河段，直窜到芳村区东塱村，被群众、军警截获。

　　1947年3月27日，原日军驻华南派遣军司令、华南头号战犯田中久一，经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于是日下午游街示众后在流花桥刑场枪决。至年底，共审理日本战犯579人，其中在广州判死刑的包括日本宪兵少将队长、陆军中将师团长、少将旅团长、日军驻市桥分队长以及驻各区的宪兵队长等战犯共50人（这些死刑犯包括驻芳村花地同安坊炮楼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宪兵队长、驻芳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和驻芳村祝崎部队的战犯）。另判处无期徒刑21人，有期徒刑47人。

　　（省档案馆编研出版部　摘编）

　　（来源：《广州文史第七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