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是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是衣食的源泉。我国早在《禹贡》一书中就将当时九州的土壤类型、地理分布和土地分级作了记述。但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就土壤科学而言，19世纪中后期国际学界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在我国，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前后，随着一些农业专门学校的创建(如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及中央大学农学院等)，近代土壤学才得以在我国开始传播。其中，以为代表的土壤学先驱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人名片
邓植仪（1888-1957），字槐庭，广东东莞人，中国近代土壤学先驱，著名农业教育家。上世纪20年代初，参与筹建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长期担任两校教授、农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务长之职。1932年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率先在广东开展分县土壤调查。1935年创建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为当时国内唯一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他与彭家元合著的《土壤学》标志着我国土壤学科体系的建立。
治学
勤细有加
秉着“有土斯有财”的朴素理想，组织规模空前的全省土壤调查
邓植仪毕生钻研未离“土壤调查”与“农业教育”。他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时代更替、社会变革的大动荡年代，民族灾难深重。他目睹广大农民“自耕不能自食，自织不能自衣，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贫穷饥饿，苦不堪言，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痛楚，并对此感到忧虑，从而萌生了“教育救国”、“振兴农业”的思想，坚定地选择了爱农、学农、振兴中华农业的道路，毅然担负起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拓荒者的重任。
邓植仪祖辈世代务农，直至其父邓庆云弃农从军。在其父“国以农立国，农为根本”意识的影响下，邓植仪自幼便对农民和农业有着朴素的好感和兴趣。加之“有土斯有财”、“人类繁衍生息在大地”、“土壤乃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等认识的激励下，邓植仪最终选择攻读冷门的土壤学，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1909年，21岁的邓植仪怀揣“科技兴国”的抱负，远渡重洋，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土壤学，并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1914年，邓植仪婉拒导师“留校工作”的建议，毅然回国。
1920年夏，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杨永泰邀请其回广州接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兼任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邓植仪开创性地组织了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土壤、农业资源调查，这在当时的国内，规模空前。令后生们备受感动的是，尽管在那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时代，邓植仪仍心无旁骛、锲而不舍地在匪盗横行的田野山林中实践调查、在实验室里专注研究。
1920年，他出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伊始，便在试验场增设调查科，派人分赴各地，展开对各县地理位置、气候、耕作状况、农民经济状况、作物、果树、畜牧、森林、荒山、荒地、特产及输出品、农村教育状况等进行逐项调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历时12年，于1932年完成了广东全省94个县的调查任务。
1930年，在广东土壤调查所成立后，邓植仪亲自规划全省土壤调查研究工作，并于是年11月，带领全所科技人员到番禺县进行了为时3个月的土壤野外调查。经过8年艰苦努力，至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前，先后完成了番禺、南海、东莞、惠阳、高要、梅县、曲江等34个县的土壤详细调查工作，其中已有28个县的土壤调查报告书及土壤分布图编撰出版，另6个县的调查报告书因广州失陷而未及出版。
此次由邓植仪组织并参与的土壤调查成果颇丰，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广东水土保持、环境治理决策制定、农林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研究。
邓植仪与彭家元合著的《土壤学》是中国的高等农业学校第一本土壤学教材。1937年，代表了当时国内土壤学界最新科研成果的《土壤学》第二版付梓。据悉，该书标志着中国土壤学学科体系的形成，直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仍然以油印本作为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的教材。
1939年春，中山大学为避免战祸，迁址到云南澄江时，邓植仪还与丁颖、侯过乘坐西南运输处货车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的农林及土壤概况，沿途采集了不少土壤标本，全程400多公里，多属崇山峻岭。
“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植仪从未中断过土壤调查工作，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哪里，土壤调查工作就开展到哪里。甚至在抗战时期举校搬迁的紧张状态下，他依然坚持土壤调查。”华南农业大学农史学专家吴建新教授描述道。
邓植仪不仅重视对我国农业和土壤的调查，而且注意国际交流、借鉴国外经验。1935年，他赴英国牛津大学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并提交论文，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土壤学界的学术地位。同时，他乘此机会，考察了英、比、荷、德、丹麦、瑞士、意、法、美等国和南洋各地的农业教育与农业概况，以寻求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之良方，行程10万里，历时165天，对各国的农业设施、政策、科学试验、经营管理、农产品贸易、土壤、肥料等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回国后，他发表了《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暨沿途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概况报告书》，详尽地记述了考察情况及改进我国农业和农业教育的意见。呼吁当局要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复兴农村。
办学
倾心竭力
作为“农专改大”的幕后舵手，中大农学院的成立，邓植仪功不可没
邓植仪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土壤学家，又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农业教育家。他强调指出，要改变我国农业之落后面貌，必须重视发展农业教育。
邓植仪曾先后多次出任校长、院长达21年，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达11年，这在中山大学校史上是少见的。
吴建新分析，邓植仪在学院内不仅有着良好的声誉和威望，其人缘也不错，与同事相处融洽，这才使他在“众星云集”的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得以始终站稳脚跟。邓植仪的儿子邓锡鎏也称其父“摒弃旧时学府不良的学派门户之见，礼贤下士，广纳贤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并以身作则，和洽不同学术流派人才共事。”
1917至1949年，中大农学院经历了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都与邓植仪密切相连。
邓植仪主持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工作时，条件艰苦，学校不仅缺乏开办费，还曾由于生源匮乏，校舍被军队征用，实验场地被变卖，学校被逼迁，因而在临时棚厂内办学两年多。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邓植仪带领全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向社会募捐增建校舍，改进招生办法增加考生来源，增聘知名教授壮大师资队伍，改革教学体制等措施，才使农专转危为安。
说起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的最终成立，不得不提到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专改大”运动。1922年，为了推动农专向高层次发展，农专师生发动了“改大”运动，邓植仪便是这场运动的幕后“掌舵者”。
据载，他当时明确提出“本校欲图提高，不能不急于改为农业大学”。经过全校师生不懈努力，广东省教育厅最终同意农专筹备改办大学。1924年，“改大”筹备会正张罗相关事宜，恰逢此时孙中山下令创办广东大学，农专改组为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邓植仪受聘为首任院长。
在邓植仪的带领下，中大农学院逐渐在南方声名鹊起，令众多学子心驰神往。邓植仪想方设法召集到了“当时国内学术造诣深厚，乐于传道授业，并有志振兴中华农业”的著名农业学者，其中不乏多门农学分科的奠基人——如我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丁颖，著名植物学家、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陈焕镛，我国现代昆虫学奠基人之一的张巨伯，以及著名林学家侯过、沈鹏飞等。农学院也因此成为华南农学专家的摇篮之一，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蒲蛰龙教授、赵善欢教授和庞雄飞教授也都系农学院培养。
1935年中山大学建立了研究院，下设的土壤学部成为新中国建立前国内唯一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邓植仪也在当年招收了第一批土壤学研究生，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著名的土壤学专家，其中有简浩然、陆发熹、张本庚、张守敬等。他的学生谢申在学期间就在《农声》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曾跟随他深入乡村参与土壤调查，后来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被派往美国留学，毕业后返国任教，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土壤学家。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两度迁校，师生们在炮声不辍、风声鹤唳中度过。1938年10月，广州告急，中大奉命西迁。时任校长邹鲁远在重庆，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兼农学院院长的邓植仪临危受命，带领全校师生，辗转搬迁。
邓锡鎏回忆说，当时邓植仪等到搬运工作完成，全部师生员工及家属安全撤离后，才携家眷趁夜幕深沉仓促撤离，10多个小时之后，日寇便进占广州市区。西迁途中他风尘仆仆，备尝艰辛，定址云南澄江县后又四处奔忙，积极筹划，于1939年3月1日正式复课。至此，中山大学2000余名师生在经过四个多月数千里的辗转搬迁后，终于安顿下来，得以弦歌再续。
1940年秋，中山大学从云南迁回粤北，农学院则迁至湖南宜章栗源堡。1944年底日寇进犯粤北，1945年1月15日栗源堡沦陷。邓值仪率领农学院和其他学院部分师生，艰苦跋涉，从栗源堡突围到达连县，成立了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当时中山大学校本部迁往梅县），邓植仪兼任主任。
两次临危受命，邓植仪都竭尽全力，坚持办学，使学生不致中断学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带领师生迁回广州石牌。此后直至1949年，中山大学曾数度易长，但邓植仪一直担任教务长兼农学院院长。
为师
严贤兼备
邓植仪监考，学生连头都不敢歪一下，但当听闻其欲辞职，学生两度向校方陈情挽留
“个子不高，瘦削的脸庞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好像能够洞察一切。”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老教务长何贻赞对邓植仪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1940年入读中山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的他，上过邓植仪的土壤学课程，虽无私下交流，但先师的严厉作风，即使时隔七十载，依然记忆犹新。
“一般考试的时候，老师都是站在讲台上监考，但邓教授却从来不这样，他站在后面观察学生的一举一动。上他课的学生都非常怕他，考试非常认真，连头都不敢歪一下。”
邓植仪寓学农、爱家、务农教育于实践教学环节之中。他非常重视在基层农民中推广农业知识，开拓多种办学形式，如为扶助贫困地区发展蚕桑业，成立巡回蚕业讲习所，派出教师下乡讲授蚕桑应用技术。这种送科学技术下乡的办学形式，深受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
邓植仪对学生的农业劳动和专业技能的锻炼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农业科学是应用科学，农业工作又较艰苦，所以农科学生学农意志不可不坚，学成之后从事农业工作，尤须刻苦勤劳，所以要研究农学，就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他立下规矩：新生入学伊始，必先从事一段时间的农场劳动，以“锻炼其精神体魄，免将来易为不良环境所变迁”。其后通过组织学生到校内外农林场进行暑期实习和科学试验，正确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和坚定学生热爱农业、献身农业的意志。早年中山大学农科大多数毕业生都能长期坚持在农业部门工作，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与邓植仪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邓植仪平时不苟言笑，非常严肃，学生们一方面对他有敬畏之心，另一方面对其爱戴备至。
1925年，广东大学农科创建初期，时局艰难，身心交瘁的邓植仪萌生退意。这在农科学院掀起了轩然大波，“致使满院师生，群起惊讶”。5月3日召开的全体学生大会，“众议一致挽留”，呈文邹鲁校长出面挽留。呈文中提到农学院的“危机存亡之秋”，“卒能协谐有众，外抗侵略内振校务”的，只有邓植仪院长，如果他请辞会使“吾农届顿失良好之导师，而我校长忽失良好之助臂，前途影响之大，不可宣言”。
与此同时，学生会还致信给邓植仪：“佥以先生道德学艺，众所瞻趋。办事有方，自律以节，数年辛苦，志在兴农……如先生飘然引去，是不啻将先生数载之苦心经营，一旦付之东流；而本院前途，或因先生大阻碍也。”经过师生和学校当局的挽留，邓植仪终于留任。
时隔半年，由于广州国民政府组织调查委员会干扰学校工作，招致全体教授以及包括邓植仪在内的各学院院长辞职。农学院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议决发表宣言，誓必一致挽留”邓植仪，学生在给当时的代理校长陈公博的呈文中说：邓院长“才学与经验，俱极丰富，办事尤为负责。年来院务日见发展，皆邓院长苦心经营所致”，实为“敝院元勋，学德俱优，热心办事，成绩卓著”。学生代表还面陈校长，称此事是“学校前途实利赖焉”。
由于全体学生的挽留，邓植仪成为当时广东大学两位留任的学院院长之一，其他院长全部去职。
（本文参考邓锡鎏教授《忆念先严生平》、华南农业大学吴建新教授《邓植仪评传》两文。东莞市政协常委李炳球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省档案馆编研部 摘编）
邓植仪60岁寿辰时与家人合影。
1935年，邓植仪在美国加州大学柑桔试验场考察。
邓植仪为家乡的刊物题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