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咚，叮咚，叮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隅，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坠落下来，掉进黑色的“水面”上，声音异常清晰。随之，侧面墙上亮起一盏印着遇难者遗像的灯，幽蓝色的光随即熄灭……一张张面孔依次点亮，再依次和黑色的墙面融为一体。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提起南京大屠杀，大家都知道有30万遇难者，却很少有人清楚，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如果以秒来计算，每隔12秒就会有一个生命消失……

　　克里斯·马吉:用镜头与祖父约翰·马吉展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2017年10月18日，南京市第十二中学迎来百年校庆，这所中学的前身是国际友人约翰·马吉先生于1917年创办的“益智小学”。

　　在校庆典礼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与约翰·马吉之孙克里斯·马吉，共同将一台约翰·马吉当年使用的同款16毫米摄影机捐赠给该校。

　　克里斯·马吉手捧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

　　回想起前不久发生的这一幕，张建军动情地对记者说：“在这次捐赠仪式上，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激动地说，‘我此次前来南京，看到了祖父的铜像与同款摄影机，仿佛和祖父再次相遇’。克里斯·马吉先生是一位专业摄影师，曾参与拍摄美国大片《终结者》。今年8月14日，他首次来到其祖父曾工作生活过的南京，还与其祖父拍摄影片里的人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见了面。在交谈中，我向他建议说，‘作为一位专业摄影师，您能不能抽时间拍摄今天的新南京呢？’他欣然答应了。我们商定，约翰·马吉于10月、11月及12月，分3个阶段来南京拍摄；我馆计划明年给他举办专题摄影展览。80年前，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拍摄日军暴行，他拍摄的影像成为留存至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80年后，他的孙子克里斯·马吉追寻着祖父的足迹，拍摄今天的南京，展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时隔80年，祖孙二人的目光在金陵古城交汇，镜头再次聚焦南京，一个反映80年前悲惨凄凉的旧南京，一个反映80年后欣欣向荣的新南京。南京，悲惨的历史已经结束，辉煌的新时代正在开启!”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80年前，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都做了些什么呢？

　　1937年11月，战争阴云逐渐笼罩南京，在宁的外籍人士纷纷离开南京。12月3日，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发布最后一次撤离警告，要求美国侨民尽快撤离南京。然而，约翰·马吉（美国圣公会南京道胜堂的传教士）选择留下来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参与救助南京难民和受伤的中国军人。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拉贝等国际友人，向日本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多次提出了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切实保障平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他们无私援助了20多万面临屠杀的南京平民百姓。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间，约翰·马吉不顾个人安危，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将日军暴行拍摄下来。这些珍贵镜头，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约翰·马吉出庭作证，与其他证人一起，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将松井石根等战争罪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99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那台16毫米摄影机。2002年，大卫·马吉将摄影机及胶片拷贝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约翰·马吉使用的摄影机和胶片拷贝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再把镜头推到80年后的今天，克里斯·马吉正在南京的挹江门、鼓楼医院、江南水泥厂、栖霞寺等地忙碌地拍摄着，这些地方曾在他祖父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片中出现过。

　　夏淑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孩子，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当记者问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前健在的还有多少位时，张建军答道：“至今仍健在的、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不足百位。我觉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最重要的人证。从20世纪80年代筹建这座纪念馆时，我们就开始着手寻找、登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30多年来，我们登记在册的幸存者达3000多位。这些幸存者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我们每年都要到还健在的幸存者家里拜访、慰问。在这些老人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夏淑琴。”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

　　夏淑琴在南京大屠杀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为了探个究竟，记者打开写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的档案袋，抽出了一份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任馆长）于1994年8月调查记录——《夏淑琴证言》。

　　夏淑琴，女，1929年5月出生于南京，汉族。

　　1937年12月时8岁，家住南京新路口5号。

　　我叫夏淑琴，1929年5月出生在南京。日军进攻南京前，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和8岁的我，一家人租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伊斯兰教徒）的房屋里。在新路口5号，被日军枪杀。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我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

　　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

　　后来，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母拼命护着她们，也惨遭枪杀。

　　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遭到几个日本兵的轮奸。大姐、二姐被轮奸后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还用一根木棍插进了大姐的下身里。

　　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从背后刺了三刀，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4岁的小妹妹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

　　我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就这样，我们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

　　后来，我俩先后被“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舅舅一家生活也很贫穷，从12岁开始，我不得不自谋生计，卖过菜，做过佣人。

　　就这样，我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我一想起，就忍不住流泪，眼睛都哭坏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生活才开始改善。1954年，我与张鸿章结婚，我们有3个孩子。

　　据夏淑琴回忆，当年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得知发生在新路口5号的惨案后，赶到现场，拍摄了夏淑琴一家遇难后的场景，那也是夏淑琴第一次向别人讲述自己的遭遇。

　　1994年8月，夏淑琴跨过黄海、日本海，以战后第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到日本，参加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向日本民众痛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许多日本民众被日本侵略军的暴行震惊了……

　　夏淑琴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嫉恨。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和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松村俊夫，分别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和《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两本书。在书中，夏淑琴和其他一些幸存者被描述成“假证人”，作者说夏淑琴是“故意编造事实，欺世盗名”，“其证词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里想象出来的”，“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样”。

　　面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无端挑衅、污蔑，夏淑琴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告他们，依法维护我一个中国老太太的人格和尊严！不赢官司誓不罢休！……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为了自己在做，我为的是所有受害者的家属，为的是千千万万个在当时惨死的人。”

　　2007年11月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案作出判决，中方原告夏淑琴胜诉，法庭责令被告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向原告赔偿400万日元。

　　每年的12月13日，夏淑琴都会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参加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的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日集会，以及后来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每年来这儿，心里都非常难过，死者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但是，我们还年年到这儿来悼念。活着一天就要来一天，每年都要来。”夏淑琴如是说。

　　鲁照宁：捐赠只是手段，让历史活在更多人心中才是最终目的

　　张建军向记者介绍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有馆藏文物达17万余件，每一件文物都是那段血泪史的铁证。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由民间人士捐赠的。正是得益于大家的努力，我们才能逐步还原南京大屠杀史实，了解历史真相。美籍华人鲁照宁就是其中一位执着的捐赠者。

　　捐赠者鲁照宁

　　“鲁照宁刚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12月13日要带着父母一起来南京参加国家公祭仪式，这次来还要带一批珍贵文物捐赠给我馆。他不光今年来捐，每年他都来捐，有时一年还来好几趟。我馆展出的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捐赠的。”

　　1980年，16岁的鲁照宁随父母从南京移民美国。在离开家乡前，他并不了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直到读了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女士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他深受触动，更没有想到日本右翼分子竟然一直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2004年3月，鲁照宁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张纯如撰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英文版）。此后，他的捐赠一直没有间断。

　　13年来，鲁照宁在网络上不断搜寻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物史料，网络竞拍是他收藏文物史料的主要渠道。因此，每天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泡在网上，关注海外网站发布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文物拍卖信息，在浩如烟海的拍卖品中，查找比对，并自己筹资竞买。然后，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再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鲁照宁捐赠的文物史料中，有照片、实物、音像资料、图书、杂志、报纸等，很多是国内首次见到反映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珍贵文物史料。他捐赠的照片有日军在南京拍摄的慰安妇照片、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的生活照、国际媒体拍摄的日军占领南京的照片等。其中，最珍贵的是6张日军拍摄的南京慰安妇照片。这组照片是他从美国一家网站上竞拍得到的。它们来源于一名日本军人的私人相册，是被他的家人或亲属拿出来拍卖的。鲁照宁说：“摄影者在照片的背面标注了拍摄地点‘下关’，而南京下关在日军侵华期间确实开设了慰安所。最令我难过的是，从照片上看，慰安妇中还有一个小女孩。”

　　“这些都是罪恶的痕迹，惨痛的教训，历史的见证。”正是有着这样一份使命感，使得鲁照宁将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搜集、整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物史料中。每一张照片、每一页书信，他都要查找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核对，挖掘照片、书信背后的故事，还原历史真相。

　　记者了解到，鲁照宁已经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捐赠超过2000件（套）重要文物史料。他表示，自己这么做，是因为“对日本右翼分子扭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愤怒，给大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让下一代人铭记历史”。

　　在茫茫的史海中，个人的收集只是沧海一粟，但正是有了像张纯如、鲁照宁这样的研究者、捐赠者，我们才能更接近南京大屠杀完整的历史真相。正如鲁照宁所说，捐赠只是手段，让历史活在更多后来人心中，才是最终目的。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2月8日总第3153期第一版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