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 嘉

（马平根据录音材料整理）

朱光同志主政广州时对广州的文化事业非常关心，贡献良多。他亲自参与完成了广州电影制片厂（现珠江电影制片厂）、省粤剧院、市雕塑创作室、广州美术馆的筹建，以及市音专、市美院的创办工作。

我第一次和朱光同志接触是1956年前后。当时，中南局拟建立广州电影制片厂，成立了筹建委员会，朱光任主任，我当副主任。当时我从省里被借调到市筹建委，全权负责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朱光同志身为市长，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但他亦和我们大家一道跟随陶铸同志一起四处遴选设厂地点，共看了四五处地方。最后，选中了赤岗附近。对这个地点，许多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个地方太偏僻，距市区太远，很不方便。但除此之外，别处很难再选到有这么大块面积的地方了。故陶铸同志亦倾向于在此地设厂。后中央文化部的王阑西、司徒慧敏等负责人来穗查看后都认为在该址设厂比较合适。于是，陶铸同志最后拍板把厂址定了下来。朱光同志立即根据陶铸同志的指示，亲自部署征地等各项工作。那些日子，朱光每天起早贪黑，忙个不停。直到把征地问题理出个头绪，并基本落实后才把后面的设厂所需的人员调配、物资供应等具体事务交由我去办理。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朱光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办事极认真、干脆果断、雷厉风行。爱训人，动辄：“我撤你的职！”大声训斥部下，但我却从未见他真撤过一个人的职。可见这都是一时的气话或是他的口头禅吧。朱光同志训人后又常常帮被训者解决具体困难，因此挨训者对他的批评一般都心悦诚服。总之，朱光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人。

1958年，我正式调往市文化局，和朱光同志接触更加频繁了。当时，正是“群众文化运动”和毛主席提倡的“民歌运动”热火朝天之时。运动伴随着大跃进同时进行。郭沫若等人还编了一本《中国民歌选》。朱光当时积极响应，提出：“苦战三年，把广州变成欢乐歌唱的城市”的口号，并广泛发动全市人民都来写民歌。这对调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是有一定作用的，但过了头。很多民歌都是一些大跃进式的口号，过于左和激进了，流于形式。当然，这也是和当时那种狂热的政治气候分不开的。把责任完全推到某一个人身上是不客观和不公正的。

朱光同志在1958年还为粤剧界做了一件大好事：在组织粤剧演员下乡体验生活、下放劳动、集中政治学习、休整的同时，力排众议，克服了经费拮据等重重困难，利用暑假，组织粤剧界的演员、舞台、美术设计、美工等人员（几乎是倾巢而出）出省访问学习（我任领队）。先后到了武汉、北京、沈阳、鞍山、青岛、大连、旅顺、烟台、济南、南京、上海、杭州。这次出访，历时一个多月，走遍了半个中国。这次出行需下很大的决心，因费用支出颇大，后为筹集回程旅费在上海清唱了一回。粤剧界的这次大出行，影响颇大，意义深远。粤剧从此走出了广州，扩大了影响，加强了粤剧与各省文艺界的联系，受到了粤剧界的欢迎和好评。此事至今仍为粤剧界所津津乐道，因此事为开天僻地的第一回，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出省访问归来后，中央点名要朱光率粤剧团到武汉为武昌会议演出。于是，朱光同志立即给市文化局作了批示，并亲率一支精干的演员队伍，携《关汉卿》剧目北上，为中央首长演出（后因毛主席点《搜书院》，故临时又增派人员上了此节目）。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看了演出，并对演员们的精采演出给予了好评。

1959年，朝鲜金日成主席到访，在观看了粤剧后，即亲自向朱光同志发出邀请，请他率粤剧团赴朝鲜演出访问。是年，朱光率粤剧团出访朝鲜，随后又访问了越南。这是建国后粤剧第一次出国。

朱光同志主政广州时，还组织了合唱团，准备组织一次《广州大合唱》。他自己也曾为赞美五羊城而撰写了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广州好》。他曾多次要我邀集广州诗词、音乐界的名流座谈，共同出主意，并评点他的诗作，提供修改意见。

1958年，朱光同志还批准成立了省粤剧院，回迁了全国院系大调整北迁武汉的美术学院和广州音专（今星海音乐学院）。

1959年，朱光同志还根据陶铸同志的意见（陶铸1958年时答应为有关人士修建宿舍），兴建了湖滨新村，解决了广州市十几位著名音乐家、美术家的居住问题。

（省档案馆编研出版部　摘编）

（来源：《广州文史第四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