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永才
1956年春，番禺县第七区人民委员会推荐我去市桥镇报考空军驾驶（飞行员）。因体检未合格，又回到渔沙坦小学教书。在这失意期间，思想闷闷不乐、总解不开结。日常除了上课之外，在这寂静的山乡，只好在篮球场上玩玩球度日子。一天，全区教师集中联合学习，文教办的一位同志通知我，叫我收拾行李到番禺县教育局报到。
到了番禺县县委门前，向站岗的门卫展示了介绍信，问明了教育局的办公地址。后来在教育局又碰到同班同学蔡裕干等人，都是来教育局报到的。去教育局开会，才知道我们是被抽调去搞“扫盲”工作的。
在市桥教师之家住下之后，我们四人（徐永才、蔡裕干、曹万成、冯镜池）被分配去市桥镇委，由谢炯坤带队下去街道参观学习“扫盲” 工作。平日上班，都是与镇委一班人学习、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学生哥，机关的规矩也不大清楚。平时活动，有些拘谨。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与镇委的同志熟络了。临走时，他们都依依不舍我们离去。
我与冯镜池分配到人和区“扫盲”工作队。时任区委书记秦成业（南岗人），区长吴白，副区长叶加宁。从此，我在区“扫盲”工作岗位上奔忙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扫盲” 工作有深刻的体会。
番禺县当时政制分有十二区和市桥镇。一区（沙湾）、二区（榄核）、三区（石楼）、四区（石鸉）、五区（新造）、六区（大石）、七区（萝岗、南岗镇、广汕沿线以西龙眼洞为止）、八区（嘉禾）、九区（江村）、十区（人和）、十一区（太和）、十二区（钟落潭）。 “扫盲” 工作队总部设市桥镇县教育局内。队长黄德茂，副队长吴安详，办事员谢凤鸣。
“扫盲”工作究竟是搞什么的呢？简单地说就是搞民校，让不识字的农民进夜校读书学文化。解放初期，农村文化比较落后，不识字的农民，不论男女，比比皆是。党的农村工作，其中一条就是要扫除“文盲”，发展生产。“扫盲” 是当时中心运动，以雷厉风行之势直压城乡。并且党委把“扫盲” 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据我所知，扫除“文盲”不单在番禺县范围掀起进行，而是在全国的城乡都在轰轰烈烈贯彻发展。1957年暑假，我们番禺县所有“扫盲”工作队集中佛山专员公署集训学习“扫盲” 工作，开经验交流会。我记得番禺、南海、顺德、中山、花县为一组的。除了学习“扫盲” 工作的文件、简报外，交流思想、经验。这时正是夏收夏种季节，我们所有的工作队在学习之余，拉队支援南海县的一个乡抢收水稻。学习培训期差不多二十多天。会议期间，专署的有关领导有时到会讲话，鼓舞士气。
“扫盲” 工作又如何进行的？首先是设立专门机构。县有“扫盲”办公室领导，负责部署“扫盲” 工作。区级设“扫盲”工作队专职抓这一项工作。乡级的设民校负责人（团支部书记）领导该乡的具体工作。“扫盲” 工作的程序是：摸底发动（摸清“文盲”人数，落实家访动员）。落实经费校舍（经费如民校的粉笔、纸张、课本等，由乡社支持解决），校舍一般设在小学或祠堂里，并由小学老师帮助民校教师备课等。“扫盲” 对象没有年龄、性别限制。民校学文化，以自愿为原则。
民校教师是经过团支部研究、动员有文化的进步青年参加。他们在自愿的原则下，不计报酬多少，日日夜夜为“扫盲” 工作献出力量。其中涌现出姑教嫂、弟教兄、小子教老子等帮教事迹。因而，当时寂静的农村形成夜夜灯火、琅琅读书声的一派学文化的热闹景象。
“扫盲”工作年终还要开评比表彰大会。一般都在区级召开。会议当然是由“扫盲”工作队主持。会议内容：表彰先进民校教师，表彰先进民校集体、先进学员。奖给他们奖状、物品（雨帽写上“扫除文盲”字样，毛巾、线衫写上“扫盲积极分子”）学习的文具等。
记得有一次，番禺县“扫盲”表彰大会在市桥镇召开。参加的人员是各区、乡的民校负责人，先进民校教师代表，学员代表，人头涌涌，济济一堂（又叫“扫盲” 誓师大会）。在大会获奖的代表，每人襟上戴上了一枚刻有“扫除文盲” 星光闪闪的勋章。气氛极其热烈，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番禺报》翌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会议的盛况。
“扫盲”工作队以扫除“文盲” 为专职，但农忙时节，或有特殊的“中心运动”，“扫盲”队亦要落乡社去驻社驻队，与农民“三同”。我就参加过人和区兔岗乡的驻社工作，了解生产进度，抢插进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甚至直接下田去收割、插秧、车水。有一次，我随兔岗中社的青年突击队，推着鸡公车、猪笼车驮着尿桶，浩浩荡荡从人和兔岗出发，步行几十公里，到广州越秀区掏大粪。积肥返回的路上，身体疲倦了，不动了，眼睛困了，就在嘉禾市场的路边歇脚。见天边有点光了，又提起精神，拉着满载一车车的粪水，继续赶路。当时黄德茂就写了篇青年突击队去广州掏大粪的文章，在《番禺报》发表。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车辚辚、马嘶嘶，行人推着鸡公车，远征广州掏粪去……”这一篇报道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这青年突击队的行动，掀起了积肥运动一股浪潮。
1958年1月5日，番禺县的禺北（嘉禾、江村、人和、太和、钟落潭）禺东的萝岗区划入广州市郊区。我从人和区奉调回番禺县石鸉接替蒋承棠的“扫盲” 工作。（蒋调县文化馆）石鸉区此时已成立两个大乡：沙圩大乡、石鸉大乡，不久，农村中心工作颇多，一些民校已经惨淡经营。学员坚持上课的已是寥寥无几。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成立人民公社化的号角吹响了。农村工作进入紧迫阶段。全民投入，挑灯夜战，农民夜校终于停课了。
到了1967年，扫盲工作到了尾声阶段。黄埔区又派人到夏园大队督办农民夜校，夏园大队干部莫凤元抓夜校工作。我、徐惠洪、徐锡安三人任夜校教师。夜校设夏园小学内，分两班。形式与以前“扫盲” 夜校有些相同，有些不同。共同点是业余夜校，不同的是档次提高了，不是“扫盲”，而是学更深的文化。经费由大队全包。我与徐惠洪曾到过三元里开会。夜校办了几个月又停了。
来源：《广州文史第七十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