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游行的学生队伍与军警对峙。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造成守军10余人死伤。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第二天，日本公使向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北京、天津人民举行集会，督促政府抗议外国侵略者。恼羞成怒的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去大沽口防御设施，否则，“决采取必要之手段”。帝国主义的这种野蛮行径，激起了北京人民的愤怒。

1936年，《北新活页本文选》转载鲁迅在《语丝》

上发表的《无花的蔷薇》。（左图）

1936年3月，朱自清在《语丝》上发表文章《执政府大屠杀记》。（右图）

　　1926年3月18日上午10时，中共北方区委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及社会各界共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由中共党员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等担任主席。

　　会后，由20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赴国务院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下午1时，游行请愿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在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大门前的空场上，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并派代表进入国务院交涉。此时，段政府竟然下令军警用棍棒殴打、挥刀砍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甚至向他们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刘和珍、杨德群等47人，近200人受伤。

　　亲历“三一八”惨案的燕京大学学生于成泽在《三一八惨案中的燕大及其经过详情》中写道：“燕京大学大队由魏士毅同学执校旗参加了游行的行列。下午1时，到了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并派代表五人见段祺瑞无果。群众愤慨，齐集上前。这时，如狼似虎的兵士排开阵势，向群众冲来，同时，劈劈啪啪的枪声也响了，有的中弹同学已倒下。燕大队伍这时纷纷欲退出，有的到院内东北隅的马号里躲避，到马号里的有魏士毅、徐琼英、黄秀云、张舜英、江兆菊、蔡咏裳、刘廷蔚、罗学濂等燕大同学。哪知一进马号就有四个卫兵由号顶跳下，向人群开枪。徐琼英看见是对她开枪，不由己倒了下去，周身血迹淋淋，但无疼痛，遂高一脚低一脚地由人堆中向门口挪动。到门口，有位高大的男同学见走不出的人，就托起来往外抛。徐琼英就是这样被抛了出去，得以逃生。这时门口堆的人有五、六层。见魏拯之女同学披头散发，从人群层上落地。一群卫兵举枪射击跳出马号的同学。魏拯之女同学已血淋淋地脱身。这时魏士毅已逃到东门口，男同学王致谦拼命拉她，想把魏士毅举出去，这时魏士毅已受伤（胸部被刺刀刺伤）。女同学李佩光也在使劲拉她，也拉不动。魏士毅对李佩光说，‘你快点逃吧！’说着魏士毅就被后面的人践踏而死。”

1936年，《北新活页本文选》上刊登的范士融烈士遗像。

　　于成泽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评议部的负责人。见情况危急，他急忙离开执政府到女校找费校务长。费校务长派周兰青、陈伟昆等一起去执政府探查。入门来，尸骸纵横，他们看到有30多具遗体，其中就有殉难的燕京大学女生魏士毅。

　　值得一提的是，刘隽同学在“三一八”惨案中救护了李大钊同志脱险。当时，刘隽也进入了马号，见到一军官正欲举枪向李大钊射击，刘隽急中生智，用力一推马身，这一枪就未击中李大钊。后来，李大钊和刘隽顺利脱险。

　　北京市档案馆保存了一组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学生范士融烈士遗像。

　　有一名曾与范士融并肩战斗的同学，用文字叙述了他的耳闻目睹：“转眼已到执政府了。数万的群众，都向政府门内矗立着。虎狼样的卫队，横在眼前，握着枪刀，向我们狞视着。刚刚我们代表要进去见所谓总理者，内面不许，我们中间有人提议赴吉兆胡同去见段褀瑞，这个时候，忽然枪声四起，我遂与范君分途去跑。事后听说他是压在人堆中，第二次起来逃命时，又被子弹击死的。”

　　当时，在一首题名为《血和泪》的诗中，同学们写下了他们对烈士的敬仰，“唉，我亲爱的子仁啊！我真是十分地伤心又带着惭愧：你已经挺着身子流了许多热血；我仅只低下头来流几滴冷泪。我的泪固然是无价值，但你的血却未曾白流，流入那豺狼践踏的中华园，灌溉了平等与自由”。

　　鲁迅将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亲历“三一八”惨案的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写下了《执政府大屠杀记》及《哀韦杰三君》《悼何一公君》等文章，披露“三一八”惨案真相及哀悼在惨案中壮烈牺牲的清华大学学生韦杰和何一公。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北京市档案馆藏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