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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高剑父

2017-02-21 11:28 来源:南方都市报 黄大德 黄大德

  对高剑父,邓芬曾有“好作妄语”之评。黎葛民、麦汉永也曾指出:“剑父早年,热情冲动,在辛亥革命前,如参加暗杀团、敢死队,完全想效法古代的游侠行径,以惊骇世俗。

  十万大军与力辞都督

  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美术界人士直接间接参与革命者为数不少,如李铁夫、谢缵泰、潘达微、何剑士等。高剑父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去世,通过媒体发布由第三者撰写、但“均由高氏本人提供认可”(李伟铭语)的诸如《小传》之类的介绍,还留下了一批自述式的手稿,以大量的篇幅罗列他追随孙总理的政治背景及其在辛亥革命期间的经历。这些资料,隐讳、增饰与自我宣扬同存,真亦假时假亦真,令研究者无从分辨。

  1926年高氏第一份《小传》如是描述他在武昌起义后的行状:“辛亥义起,则为东路军总司令,先收复虎门炮台一带,光复后,各军据粤争都督,首将部下解散,联海陆军诸将领,设军团协会以控制之。粤局粗定,各军将领举高君为广东都督,不就。”后来高剑父在一份自书手稿和《七十自述》中也有类似说法。根据这些传闻,徐悲鸿曾言:“当年之高剑父,曾身统十万大军,轰动一时之凤山案,其炸弹实制诸剑父画室也。被推为革命画家,宜矣!”但事实如何呢?

  率领百余人奉命配合行动

  广东光复前夕,各路民军在广州周边纷纷起事,对此,冯自由作了如下概述:“全粤同志多不受支部节制,各自谋政,纷纷在广惠潮汕高雷各县举义。陈炯明王和顺起于惠州,与清提督秦秉直大战于飞鹅岭,苦战数日,克之。高剑父、莫纪彭、任鹤年、林君复等以香山钱(前)山之新军反正,自称香军。黄明堂起于高州,自称都督……”

  对顺德、惠州、前山等役的战况,《华字日报》皆有追踪报道,及后的文史资料中亦多有各地光复的回忆,但都没有提及高剑父。唯一涉及者,是在此次军事行动中与高剑父共事的赵连城所撰《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一文,提供了如下的信息:凤山被炸后,陈炯明、王和顺率民军起义于东江,时称“惠军”,又称“东军”。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所属各机关均奉命组织队伍配合“东军”行动。时香港实践女校“分两路出发惠州和石龙”,“石龙一路由谢英伯、高剑父等率领”,“人数共约百余人,队伍中有商界、学界、新闻界;香港大酒店卅多个职工也参加出发”。谢、高“被大家戏称‘大都督’、‘二都督’”,他们出发惠州的一路队伍到达时“惠州博罗已光复”。

  谢英伯、高剑父所率部队只是“奉命”“配合行动”,出发后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战斗。高剑父所自称为“东军”,是盗用了陈炯明队伍的番号;“二都督”变成了“总司令”;而百余号人的队伍,传到徐悲鸿那儿,便成了“曾身统十万大军”的将军了。

  推举名单中并无他名字

  1911年11月9日,广州各界人士在谘议局开会,宣布广东独立,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12月21日,孙中山回国,胡汉民、廖仲恺等赴港迎接,胡向孙建议留在广东,训练精兵数万,以实力廓清强敌,以达南北统一之局。但孙中山坚持赴沪、宁前方,组织统一政府,并邀胡汉民同行。胡致电广东临时省议会,推荐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但陈辞不就。24日,广东临时议会成立,军政府与同盟会推举汪精卫,汪力辞。冯自由荐朱执信,朱则闻风先遁。

  于是,省港及沪、宁各党派社团纷纷推举都督人选,军团协会后来所推举的都督人选,汪精卫为正,谢英伯为副。在港穗各个团体所推举正副都督的名单中,除汪、谢、朱外,还有何克夫、邓泽如、胡毅生、冯自由等。2月7日,广东临时省议会公推陈炯明为广东正都督,取消代理之称,但陈卒未就。2月21日,广东各界致电孙中山,议举孙眉为都督,孙复电各界及报馆,谓孙眉素不娴于政治,决非所宜,同时致电孙眉劝其勿担此任。22日,孙中山又任命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胡力辞。23日,孙中山又致电陈炯明及广东各界:“现委任汪精卫督粤,俟袁世凯来宁,精卫即返。其未到任以前,由陈督代理,不可更辞,各界亦不可再举他人。切切。”唯汪精卫亦不愿就任。此前所见的被推举的名单中,唯独没有高剑父的名字。

  广东都督之职,历时两月,在孙中山的强硬态度下,仍是难产。究其原因,一方面如陆丹林所指出:“说穿了,推选与被推选的,各有密切关系,甚至有些是出于企图做都督的暗中摆布,发动团体出面,造成舆论,所谓‘某人呼声最高’,就由此而来。”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却被人们所忽视:就是无人愿任都督。1912年1月24日,《香港华字日报》发表了署名魂醒的《广东都督何以无人肯任》,文章指出:因为广东都督一职,是虚位而非有实权之都督。“数十名统领,即数十名之都督。民政不统一,大都督之命令,不能行于各府州县,互相争权,各自为政”。文中探究其原因,“一则广东未独立之先,起义者不得不联络绿林豪杰,以助声威,一旦得手,又无善法驾驭之。”“一则独立之后,各属官吏,多半逃去,其强有力者,号召党羽,雄踞各方,有自称军政府分府者,有自称县长者”。在大局未定之际,军政府亦不得不迁就承认之,造成“地方不靖,攻讦纷起”的险象。同时库款支绌,军政府无统管财政权,亦无统管民政权,导致“盗贼四起,民不聊生,告急之电,日有数起,致令政府坐困无术”,积重难返,因此“人人视大都督为畏途,避之惟恐不速。”可见,时局决非如高氏所说“帝制现已推翻,宇内清平”,各个被推选的人所谓“力辞不就”之说,只是不肯临危受命。若高剑父真获推举,不知他是否肯任或“力辞不就”?!

  惊世骇俗,构建价值模式

  对高剑父,邓芬曾有“好作妄语”之评。黎葛民、麦汉永也曾指出:“剑父早年,热情冲动,在辛亥革命前,如参加暗杀团、敢死队,完全想效法古代的游侠行径,以惊骇世俗。民国成立后,他一再被扼于投机的政客。”而事过境迁之后,高氏通过杜撰或虚构一些细节,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足可与孙中山相提并论的革命元老。其深层的原因,就是构建一个正如李伟铭先生所说的“艺术与政治二位一体的价值模式”。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黄大德,美术史专家,著有《魂系黄花——— 潘达微评传》等。

编辑: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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