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官中，伍廷芳与其子伍朝枢是著名的“父子档”。虎父虎子，父子俩都是法学家出身，父子同朝为官，子佐父政，形影相随。
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曾在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两度出使美国，主持修订法律，辛亥革命爆发后，追随孙中山，主持南北议和，达成迫清室退位。
伍朝枢，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兼总务厅厅长，代表广州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伍廷芳去世后，伍朝枢任广东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广州市政委员长、广东省政府主席。
失败的英雄
“香蕉”外黄内白，“香蕉人”指的是那些黑头发黄皮肤，但却能讲一口地道的英文并有着西方思想的东方人。伍廷芳就是这样一个标标准准的“香蕉人”，他的外表比那些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更东方：从伍廷芳留下来的大量照片以及越秀公园的伍廷芳雕像上，都可以看到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马褂”的装扮，他两度出使美国时的照片也令人“惊艳”：一个纯粹国货式的东方人坐在现代化的汽车上，旁边是西装革履的美国人……
伍廷芳从13岁就开始接受西方教育，他还是中国自费留学第一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大律师，他的思想是彻彻底底西方的。在伍廷芳的一生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他的与时俱进更多地体现在制度层面，在政治观念、法制观念的层面，始终比较领先，这也使他的一生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过程相当契合。伍廷芳也曾经以自己在海外受人嘲笑的遭遇现身说法，向清朝廷奏请剪发，“屡被外人讪笑，甚且加以种种不美之名，有时竟为妇孺所谑弄，况且也不便办事。”为了使朝廷能够接受“去发辫”，伍廷芳只能采用迂回的策略，以暂不改穿西装，来换取“去发辫”，他举例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改从西制，着西装只为外交应酬，平日官绅居家仍穿传统旧装，我国亦可采取此法。”遗憾的是，留辫子和满式服装是清王朝的神圣标志，伍廷芳的奏请虽然已经尽量含蓄、委婉，但还是没有得到批准，身为人臣的他只得继续拖着大辫子办洋务、做外交。
事实上，伍廷芳的一生都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徘徊，在求学的经历中，伍廷芳从东方到西方，并且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而在文化的认同中，伍廷芳则是从西方到东方，始终希望能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实现自己西方政治的理想。
“香蕉人”是孤独的，清末民初的伍廷芳也好，现在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移民也好，他们两头不靠岸。香港历史学者张云樵评价伍廷芳是“失败的英雄”。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同样是法学家出身，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他虽然脱掉了瓜皮小帽长马褂，穿上了西装，但仍然摆脱不了“香蕉人”孤独、失败的命运。
主持南北和谈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后，与陈其美、张謇等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伍廷芳担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达成袁世凯迫清室退位。
开创刑法新纪元
1905年4月，伍廷芳和清朝另一位修律大臣沈家本联合署名，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提交《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请求从《大清刑律》中永远删除凌迟，结束“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历史，并废除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缩小“缘坐”范围，把充军、流放、徒刑酌情改为习工艺、服劳役，禁止沿用站笼、枷号、挺棍、老虎櫈、天平架等刑具；并规定满汉刑律划一。这是现代法理与古代酷刑传统的第一次较量，时人推崇伍廷芳为“中国刑法开新纪元”。
筹办近代铁路
在洋务建设方面，伍廷芳积极参与了北洋大学、北洋武备学堂和电报局等机构的创设和经办，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近代铁路的建设上，先后担任我国早期三家铁路公司的总办。其中开平铁路是第一条铁路，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竣工后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效。在主持修建津沽铁路的过程中，他感到技术人才的缺乏，于是广罗技术人才。他发现南海人詹天佑是担任工程师的最佳人选，就极力说服他接受铁路公司的聘任，詹天佑成为第一个担任铁路工程师的中国人。
修建海珠公园
旧时的珠江河道中有一块巨型礁石岛(今长堤大马路附近，爱群大厦对面)，又叫海珠岛，海珠岛因长期被江水冲刷而浑圆如珠，所以又称海珠石。宋朝时该石仍位居江心，清代做过海珠炮台，后因泥沙冲积，渐渐同珠江北岸陆地相连。后来民国的海军总长程光璧将军在岛上殉难，就起了一座铜像纪念他。1925年，刚上任的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伍朝枢(相当于市长)建议，将海珠石改为公园，供市民休息娱乐、观赏江景，改建后的海珠公园周围有数以千计的以小船为生的水上人家，成为广州的一大特色。伍朝枢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海珠公园记》的散文以表纪念。
伍廷芳
北伐时期，一度代行总统之职
伍廷芳本名为叙，字文爵，号秩庸，晚号渡观庐主人。1845年，伍廷芳的父亲伍社常在远赴南洋谋生多年后，携家眷返回广州定居，希望刚刚3岁的伍廷芳接受传统教育并有所成就。少年时代异常聪明的伍廷芳喜读“子书、史鉴、小说”，对科举兴趣索然。1856年，伍廷芳到香港求学，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接受教育。毕业后他并未如同学那样去做牧师，而是选择在高等法院担任翻译。法院译员是一份体面而稳定的工作，但伍廷芳在做了13年法院译员之后，又选择了自费去英国留学，毕业后回香港做律师。伍廷芳在香港创下了多个第一：香港第一个华人大律师、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第一个华人立法局议员等。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日报《中外新报》也是伍廷芳和友人创办的。
1882年，伍廷芳接受清政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邀请，入其幕府，开始了自己办洋务、斡旋外交场的生涯。伍廷芳协助李鸿章先后参与多项外交谈判活动，比如参与中法和约、马关条约等的商议。1896年奉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尤以在美国的时间为长。《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就是伍廷芳根据他对美国社会长期的观察，及对中西文化的细心剖析，撰写而成的一部东西文明比照集。
武昌起义之后，历史再次选择了伍廷芳。1911年，伍廷芳不顾年老体衰，选择复出“反戈”。他倡议清帝退位，并利用自己在海外的影响力，电请各国驻华使节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他被推选为南北议和的代表，成功促使清帝退出历史舞台。同一年的12月25日，孙中山来上海，在伍廷芳的寓所,两人促膝长谈，相见恨晚，从此，伍廷芳成为孙中山得力助手。孙中山北伐期间，伍廷芳一度在穗代行总统之职，主持政务。1922年，陈炯明叛变，企图拉拢伍廷芳父子反对孙中山。伍廷芳在如此危难的时刻，仍赶赴永丰舰会晤孙中山。当时伍廷芳已经81岁高龄，身体有疾，悲愤交集中遽然病逝。“弥留时，犹谆谆授公子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无一语及家事。”
伍朝枢
巴黎和会拒绝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伍朝枢幼年即受中国传统式教育，10岁时随任驻美国全权公使的父亲赴美，接受了完整的美式小学、中学教育；18岁返国，曾随著名学者沈凤楼治国学。20岁再度出国留学，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伍朝枢一生主要成就在于外交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伍朝枢与王正廷被选为南方政府全权代表，与北洋政府的陆征祥、顾维钧等代表一起竭诚合作，力争从日本手上收回原德国占山东的权益，但无奈国力太弱而被大国欺凌。最后，中国代表们顶着日本扬言出兵等国际压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由于力争过程中有理有节，不仅没招致侵略，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他在外交上所表现出的坚决果敢精神，与过去晚清及北洋政府的卑怯习气迥乎不同，开一时风气之先。
伍朝枢23岁步入政坛，之后一直先后多身居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外交要职。1924年年底，他继孙科之后出任广州市第二任市长，在建设、行政指挥方面显示出了他除卓越外交才能之外的施政才能。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十余万罢工工人在广州要吃要住，他苦心调度，每月从财政中调拨大量财物支援罢工，将查禁的烟馆、赌馆、妓馆等腾出来作为工人宿舍，组织工人拓建马路(如广州到黄埔的马路)。历时17个月的大罢工，伍氏不仅解决了罢工工人生活问题，还使市政建设上了一个台阶。
伍朝枢后来淡出政坛，到日占的绥远等地调查考察，到各地名山大川游历。1934年，他因脑贫血猝死于香港，享年仅40岁。英年早逝，留给世人一片叹息。
“文革”期间，家里的老照片包括伍廷芳的，都被烧掉了
旅英华侨赵泰来是伍廷芳的曾外孙，他先后多次将自己及家族的无数件收藏品捐赠给国内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馆设有赵泰来个人馆，番禺宝墨园、东莞粤晖园中也有赵泰来藏品专馆。宝墨园内有赵泰来的寓所，但他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赵泰来曾经从伍廷芳等家族先辈的手中接过无数件价值连城的珍品。如今，他已经将这些收藏品捐给了全国多家博物馆。有关伍廷芳的记忆，赵泰来有点模糊，“伍廷芳，是我外婆的父亲，但是从小到大，外婆很少跟我说起伍家的事，我只知道外婆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妹。”“文革”期间，赵泰来的家庭有资本家背景，跟这些名人的关系，谁都不敢说。“当时，家里的旧相本里，本来有很多家族的照片，也包括伍廷芳的，但最后都烧掉了，不敢保存。”直到14岁那年，赵泰来投奔香港的亲戚后，才知道祖上的事情。“现在，伍廷芳的后人基本都在海外，我曾经在国外见过伍氏家族的后人，但我们都很少联系。”
伍氏父子合葬越秀公园
由于伍廷芳成年之后离开广州求学、宦游于多个城市，伍氏芳村故居的具体地址已不可查考。伍氏父子在广州留下的活动印迹就只有越秀公园的墓园了，虽然之前曾经N次来到越秀公园，但伍氏父子的墓地一次都没拜访过。墓园的中心位置立着孙中山于1925年抱病在北京撰写的《伍秩庸博士墓表》，详细记述并评价了伍廷芳的一生，结尾处有“文自元年与公共事，六年以后，频同患难，知公弥深，敬公弥笃”的肺腑之言。墓表后左右分别是伍廷芳、伍朝枢的墓碑。墓园前部立有一座伍廷芳塑像，头戴瓜皮帽、身穿唐装马褂的伍廷芳端坐在沙发上，目眺前方。纪念像后有相连古罗马式花岗石墓亭。伍廷芳墓亭内立有孙文撰《伍廷芳墓表》碑，而其子伍朝枢的墓亭内墓碑则为其子女所立，碑文很简单：“显考讳朝枢号梯云伍公墓”。
1922年伍廷芳死后，政府将其葬于先烈东路一望岗，1934年伍朝枢猝死于香港，也被后人与其父合葬。1988年，因建设需要，伍氏父子墓一起移葬于此。伍廷芳的塑像是广东籍诗人、雕塑家李金发的作品，原来是青铜制成，大跃进炼钢铁时，铜像被熔。现在我们看到的立于越秀山的水泥雕塑是后来重建的，其造型与当年李金发的作品基本一致，只是略小。
◎发言人：张晓辉(暨南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广东社会经济史、香港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教学与研究)
爱财如命的伍廷芳？
伍廷芳以其通晓英文、精熟西律的专长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李鸿章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发现伍廷芳正是他物色数年而未得的人才，但仅仅充当李鸿章的幕僚，对于在香港做大律师，地位崇高且收入不菲的伍廷芳而言，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而提出报酬“非每岁六千金不可”作为任职的前提条件。“六千金”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李鸿章致函林则徐的女婿，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商量南北洋联合出资聘请伍廷芳：南北洋各出三千金，凑足六千金。但当伍廷芳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已经无药可医时，他毅然抛弃了高官厚禄，于1911年11月到12月间发表了两篇旗帜鲜明的拥护共和的宣言书。
1919年，伍廷芳经过巧妙周旋从外国公使团那里争取到了180万元的“关余”，公使团规定这笔款项不得充作军费，只用于教育、实业用途，陈炯明提议用此款创办“西南大学”，伍廷芳深表赞同。不久，军政府发生内讧，广东“民穷财尽”，军费难筹，政客们便打起这笔款子的主意，伍廷芳坚守承诺，拒不合作。1920年3月29日，伍廷芳携带180万巨款出走香港，并发表《离粤通电》，宣称，“廷芳一生于公款出入，不苟丝毫，操守如何，国人当能共信，所有收支数目，自当详细报告。”
“做大事，不做大官”的伍朝枢
孙中山在1923年11月21日于岭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勉励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做大官”，这是孙中山自己推崇的处世之道，而伍朝枢是曾得孙中山手谕赞赏的“做大事而不做大官”的一类人。
伍朝枢的一生多次宁愿不居高位，而希望到边区基层切实搞好一个小地方的建设。伍朝枢早于1924年在广州大本营任外长时，就曾向孙中山提议让他去开发琼崖(今海南)，孙中山十分赞赏，但终因时局变动未能成行。1931年，伍朝枢辞美国公使一职回粤，被任命为广东省主席兼琼崖特别区行政长官。但他对省主席和稍后要任命他为司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均不感兴趣，却对琼崖特区长官一职情有独钟，认为可以实现其开发边区的夙愿。但在调查考察、筹划准备数月、一切初具规模后，此举却遭到了陈济棠等人的掣肘反对，海南各县执政者也受唆使反对成立特区，伍朝枢失望辞职而去。
拿红楼梦文字应付私塾先生
伍廷芳从小就不喜欢科举，曾经把《红楼梦》中第八十四回贾宝玉曾经做过的文章拿来应付私塾先生的考试，从来没接触过《红楼梦》的先生竟然大声叫好。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先生参加乡试，把伍廷芳的“作文”照录一遍，居然瞒过主考官，做了举人老爷。伍廷芳13岁的时候遭遇土匪绑票，脱逃后，得到外国传教士和在香港办报的亲戚陈言的帮助，赴港求学，接受西方教育，并最终成为中西文化“合璧”之人。
戏答贵妇要将爱犬改名“伍廷芳”
伍廷芳两度出使美国，他是一个口才绝佳的外交官。有一次，在出使美国时，有个美国贵妇人听了他的妙论，心花怒放，跑上前来与他握手，并说：“我真是十分佩服。我决定把我的爱犬改名为‘伍廷芳’以志纪念。”伍廷芳回答：“很好，很好。那么，您以后可以天天抱着伍廷芳接吻了。”
伍廷芳去世，章太炎不放过讥讽
章太炎对伍廷芳素有恶感，他们虽然都是中华民国的功臣，却一直谈不到一块。后来，伍廷芳去世了，其子伍朝枢奔丧，特去上海拜访亲友，自然拜访了长辈章太炎。伍朝枢跟章太炎谈起，伍廷芳的病情乃因为“总理蒙难之日，奔走港粤各处，夙夜焦劳，以致积病，且旬日之内，须发白了许多。”章却笑道：“一夜发白过昭关，此君家之故例也。”接着又谈到准备火葬，伍说：“先君遗命非所敢违，此事在欧美固甚平常，在我国则属创见。”章太炎又笑着说：“吾国古已有之，武大郎火葬也。”
许琨 摄影：南都记者 黄集昊（除署名外）
（省档案馆编研出版部 摘编）
（原载：《南方都市报》）
伍氏父子墓园前部立有一座伍廷芳塑像，头戴瓜皮帽、身穿唐装马褂的伍廷芳端坐在沙发上，颇具儒雅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