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3年2月起，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为防日寇劫毁迁存于上海、南京，后又疏散于西南后方，至1947年东归南京。但在南迁之初，针对故宫文物是否要迁出北平，社会各界曾产生过争议。

战争伊始 初定南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或遭毁坏，或被掠夺，战火中的文物逃不脱这两种命运。面对日本人随时可能攻战北平的危险，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未雨绸缪，提议将故宫文物南迁，以策安全。

工作人员正在将故宫文物装箱

　故宫文物南迁见证人那志良谈到当时的情形感慨地说：“1931年9月，东北爆发九一八事变，大家明白了日本的野心，是想先得到东北，再向南侵。平津一带如果发生战事，故宫里的这些国宝就有危险。当局认为，必要时应当把这些文物迁运到安全地带。”易培基在给国民政府行政院急电中写道：“榆关事出，影响北平故宫宝藏，关系全国文化，当经呈请指示在案。今事变日急，除随时设法防护外，究应如何办理之，请速定。”后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南京国民政府同意，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上海储存。

舆论哗然 反对甚众

　　当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精品将南迁的消息见诸报端后，舆论哗然，赞成者有之，反对者声势更大，双方对故宫文物该不该迁移展开争辩。温和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进者措辞强硬，甚至恐吓威胁。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北平各阶层及普通市民大多数人反对故宫文物南迁，以北平自治区各公所为例，在其致南京国民政府函电中坚持“古物不能移出故宫”，认为这是亡国灭种之举。徐志摩、鲁迅、胡适等名人亦对故宫文物南迁表示反对，主要是借此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徐志摩等在给国民政府呈文中请求故宫文物“无论巨细”，“概以不出故宫之门”。鲁迅为反对故宫文物南迁还写了一首讽刺诗：“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马彦祥（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之子）也化名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数篇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文章，他说：“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认为南京、上海当时并无合适地方存储故宫文物，非到万不得已之时，绝不应轻易迁移，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国民政府北平市政府迫于民众与媒体的压力，态度暧昧。

　　从声势上来看，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一方占有明显的优势，其理由为：南迁故宫文物会动摇抗战的信心，北平正人心惶惶，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无疑是向老百姓宣告，国民政府即将弃北平以至整个华北，对稳定民心、共同御敌不利。人们还担心故宫文物一担离开北平，离开原有的环境，会失去其价值，而且在迁移的过程中容易损坏或被盗。

1933年2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为故宫文物迁移事致国民政府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除反对故宫文物南迁之外，也有拍卖故宫文物的声音响起！北平政务委员会于1932年8月21日召集专家开会，会议通过关于故宫文物的三项决议，其中第一项竟然是：“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参会的故宫人员立刻电话告诉易培基，筹商对策。易培基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发出电报，请他设法阻劝。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召开，讨论了保护故宫文物的办法。由于许多民间团体、社会舆论都呼吁反对拍卖故宫文物，这场故宫文物拍卖风波也随之销声匿迹。

未雨绸缪 早做迁移

　　故宫文物是迁还是留？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支持故宫文物南迁者认为，日本侵略野心不会终止，如继续南下，平津就可能成为战场，必须未雨绸缪，采取果断措施，把故宫文物运到安全地带。其中，湖南石门人多齐云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他在致故宫博物院函电中写道：“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古物，咸为稀世之珍。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古物得免于难，文化不再遭劫，则中华文化幸甚，世界文化幸甚！”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一文，表示支持文物南迁，“故宫古物，若不迁移，设不幸北平被敌人占领，将古物劫夺而去，试问中国将何法以恢复之，行见中国文明结晶，供敌人战利品，可耻孰甚”。

　　支持故宫文物南迁的理由为：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个惨痛的前车之鉴。文物不能再生，数千年的文化精华不能毁于日寇手中。故宫博物院为华夏文化精华汇聚之所，自应未雨绸缪，早做迁移的计划。因为文物的搬迁事情非小，没有充分的准备，仓促应对，势必措手不及。

排除万难 文物启运

　　在故宫文物南迁问题上，故宫博物院大多数同仁认为，为了保护国宝，故宫文物南迁是迫在眉睫的事。但故宫博物院内部对于文物南迁一事，意见并不统一。比如，秘书吴瀛曾一度同院长易培基发生争执，他劝易培基应该观望一下，文物一出故宫神武门，将会面临各种无法预料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相应的责任，或许让人不堪重负。再者，民众对此闲话众多。这种难预计后果之事最好不为。易培基听后，严厉训斥了吴瀛，他坚定认为故宫文物南迁势在必行。而最激烈的反对者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他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故宫太和门集会，宣誓“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员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还鼓动众人将出入故宫的各个大门给堵了起来。后来，他联合工联会，到处集众演讲，散布传单，鼓动群众反对故宫文物南迁，并公开表示会以适当的武力来阻止故宫文物南迁。面对这种情况，易培基不得不致电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讲述故宫文物南迁所遇到的困难，希望国民政府行政院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并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密电，“请宋院长严令拿办”。接到密电后，宋子文电告北平市市长周大文，要求全力配合故宫文物南迁事宜，并指示缉拿周肇祥。周大文派法警将周肇祥进行秘密逮捕，直到故宫文物专列平安出京10天后，才将周肇祥释放。

装箱待运的故宫文物

　 1933年2月5日晚，故宫博物院第一批文物自太和门搬出，经过午门，直向北平火车西站而去。故宫国宝从此暌别帝王居所，开始艰辛坎坷的旅程。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