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1895年12月2日），
光绪帝令两广总督谭钟麟捕拿革命党孙文（孙中山）、杨衢云的上谕。
内忧外患 动议起义 1894年10月，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向当地华侨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11月24日，孙中山创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他立即着手准备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一方面积极发展会员；一方面组织兵操队，聘请丹麦军事教官为20多名会员教授兵操。
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各战线频频告急，而清政府却在大力操办慈禧太后的60寿辰之事。宋嘉树致函孙中山，邀请其回国指导革命。1895年1月初，孙中山抵达香港，约集旧友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等商议扩大兴中会组织之事。香港辅仁文社负责人杨衢云、谢缵泰也应邀参加，讨论决定将辅仁文社合并于兴中会。2月21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对外称“乾亨行”，杨衢云在此“专任后方接应及财政事务”。随后，孙中山来到广州，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成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对外称“农学会”，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名，掩护聚集起来的力量。
1895年4月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之腐败心露，人心愤激”。孙中山看到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发动起义，经多次协商讨论，决定于当年重阳节（10月26日）在广州起义。此次起义，孙中山为起义总指挥，并以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旗，计划用3000精兵分头进攻广州城内各重要衙署，然后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挥师北上，直捣北京，推翻清政府统治。
诸事俱备 突生变故
从方案制订到起义前的半年时间里，兴中会成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筹措经费上，除了孙中山前期在檀香山筹得的款项外，杨衢云还争取到香港议政局议员黄胜之子黄咏商“鬻其祖产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资，得资八千元”和香港日昌银号老板余育之“独慨助军饷万数千元”。在招募志士上，孙中山在广州城内先后设立数十处机关，联络防营、水师以及附近一带的会党、绿营等，尤以汕头和西江两军为主。而杨衢云通过谢缵泰父亲的关系，在香港三合会招募会员五六百人，作为香港方面主力。在购运军械上，杨衢云以香港沙宣洋行文员杨汝商的名义，向香港同德店购买了5大箱军械，包括短枪和火药，分装进7个外标为美国“波特兰士敏土（水泥）”的木桶，由当时经常代客运货的广兴源栈寄运往广州。在对外宣传上，孙中山和谢缵泰通过积极活动，取得了香港议员与日本驻港领事的支持；还通过《德臣西报》编辑黎德和《士蔑西报》编辑高文等人帮助，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革命的文章，争取舆论支持。
然而，到了重阳节前后，在这次起义中的一些环节相继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广州方面，10月25日，30名急使按计划分赴各地，令革命党人于翌日早晨同时起事。但急使出发后，孙中山突然接到电报，称“官军戒备，无法前进”，这说明汕头和西江两军中途受阻。孙中山深知“两军既不得进，则应援之势已孤，即起事之谋已败。”于是，革命党人急忙毁文籍、藏军械，消灭种种行迹。其次是香港方面，杨衢云在为募集的队伍分发饷钱和物资时，出现了意外情况。按规定，每人先发给饷钱，并配给一枚怀表和一支手枪。领枪后，大家却发现枪支有好有劣。其中一些人认为杨衢云偏心，要求更换枪支，否则25日晚上便不登船赴广州。然而时间紧迫、物资有限，杨衢云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以至于香港起义军未能按时抵达广州。10月26日上午，杨衢云给孙中山发急电称“货（指香港起义人员）不能来”，须次日晚上出发。孙中山看到电报，与众人商量，陈少白说：“到既定时间而不发动起义，风声必然会泄露，若再延迟发动，起义必败。”孙中山采纳了他的建议，回电杨衢云“货不要来，以待候命”。然而，回电却没有及时到杨衢云手中。香港起义军于27日晚上出发，次日早晨到达广州，船只还未靠岸就被清军发现。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奏折中写道：“李家焯率把总曾瑞璠等往查，截获朱桂铨、邱四等四十五名，余匪闻拿奔窜”，起义宣告失败。
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1895年12月7日），
关于“广东会匪”在澳门、香港等处聚众滋事的奏折。
内情渐明 清廷警觉
事实上，孙中山起义的消息早就泄露了。原来，有关广州起义的檄文是由兴中会会员朱淇起草的，但他的哥哥朱湘害怕被株连，便向两广总督谭钟麟举报。刚开始，谭钟麟不太相信，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表示，“此必有匪人欲煽惑居民迁徙，乘机掠夺之事，切宜镇定，勿涉张皇”，但他仍认为应该“严查保甲，稽察（查）奸宄，多购眼线，密访匪踪，终当败露”。10月27日，谭钟麟派知县李家焯率千总邓惠良包围王家祠、咸虾栏等处，捕获陆皓东等人，搜出洋斧一箱15柄。
清政府最初并不知道孙中山等人行事的最终目的。被捕的香港起义军头目朱桂铨、邱四在审讯时称，他们是来抢劫的。谭钟麟的奏折里记录了二人的供词，“该处为殷富聚居之区，欲谋劫抢……先雇商轮在河边等候，抢得银洋，即上轮船驶赴香港”。其实，杨衢云在香港募集的数百人中有不少是被佣金吸引来充数的。谭钟麟在奏折中写道：“据供，皆在香港佣工度日，闻杨衢云言省城现在招勇，每月给饷十元，先给盘缠，附轮到省，各给红带一条为号，不意上岸即被截住，实系为招勇而来，并不知有别事。反复推诘，各供如前。”
问题最终出现在起义枪械上。原来，起义用的枪械在装船后，由于海上风浪大，被货物压在下面。因此，在香港起义人员被捕时，这些枪械并没有被清军发现。直到数天后，装有枪械的7个木桶的收货人迟迟不来认领，清军才对这些木桶产生怀疑，打开后发现里面装了不少武器，谭钟麟上奏称“经海关税务司与厘厂委员于轮船起获红毛泥桶，内装小洋枪二百零五支，子药八十余匣”。至此，清政府彻底明确了孙中山的意图。
于是，清政府立即下令，务必将孙中山等人迅速捕获。1895年12月2日，光绪帝明令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巡抚成允“严密访查，务将首犯迅速捕拿，以期消患未萌”。并将孙中山列于悬赏缉捕的名单之首，同时派人前往香港，要求港英方面引渡孙中山等人。谭钟麟在奏折的附片中写道：“前因孙文、杨衢云逃匿香港，照会英领事协拿，并许将犯交出酬以重赏，而领事故意推诿，谓外国例若系斩决之罪，则不准交出，请将拟定罪名见示。”也正是因为英国领事的推脱，使得孙中山顺利逃到日本长崎。其后，随着孙中山的行踪转移，清政府在日本、美洲、东南亚、欧洲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追踪，最终导致“伦敦蒙难”事件的发生。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来源：中国档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