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自古就是华南水运中心，一条大河穿城而过，昔日珠江河道宽阔，舟楫泛江如过江之鲫。
最常见的船艇有：横水渡、住家艇、渔帆、沙船、花尾渡、官船、洋轮、电船、拖渡、军舰、水师船、菜艇、花舫、紫洞艇、舢板、福音船等等，珠江宛如五光十色的中国船艇博览会。
其中，珠江流域在近代还曾出现过一种颇为特别的怪船———趸船。
1 最多时珠江口停泊着二三十艘贮存鸦片的趸船
趸船就是矩形平底船，比普通的船只高出一大截。由于自身并无动力装置，所以并非是真正意义的航船。它通常被固定在岸边，或抛锚江心，作水上浮仓或供船只泊靠的浮码头。趸船初创于英国，获名“store ship”（水上仓库）。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处于“一口通商”年代，广州成为全国惟一的通商口岸。当时，到中国经商的洋船进入广州以及人员上岸均受限制，处于广州城外的十三行，成了进行贸易和设置办事处的地方。不少洋商在进行正常贸易时，还偷偷走私鸦片。
鸦片当时属违禁品，存放在十三行货仓风险极大，一旦被官府查获，洋商就要被罚款和被驱逐出境。
最初，洋商曾把鸦片存放在澳门，伺机运进内地，但这存在诸多不便。个别洋商便在黄埔岛以南六七公里之处，在海上把“store ship”建立起来。这样，囤放和转运鸦片便有了一个便捷和隐蔽的地方。
在此之前，以英国人为首的洋商就有预谋地选择珠江口附近一些荒芜小岛或沙丘，以等候验关或晾晒货物为借口，建立立足点。后来，一些英美公司以海轮拖引来趸船，在广州与香港海路的半程之处———虎门外海伶仃洋上抛锚，建起了几个较大规模的鸦片囤放点。
这些趸船长四五十米，甚至上百米，连底舱共计三四层，凸出海面一二十米，堪称水上“巨无霸”。船内设备一应俱全，仓储、贸易和生活三位一体。这些海面上的趸船与先前得手的岛屿据点，互成水陆呼应。
于是乎，一艘艘飘扬着外国国旗的鸦片母船———趸船，接踵而至，最多时虎门海面竟有二三十艘趸船，有十多艘是长期停泊的，有铁质和木质的。船上，几根手臂般粗的锚链坠下，直落水下二三十米，几吨重的铁锚紧紧咬住江底，一些相互为邻的趸船，还以粗缆连接，互相倚傍。
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有远东最大的鸦片转运仓，比足球场还大的钢筋水泥烟仓里，货架林立，以瓦瓮盛装的烟土堆积如山，这是鸦片走私的源头。
货主雇请大量印度“咕哩”日夜赤膊劳作，数以万箱计的鸦片源源不断装船输往中国。
整船整船的鸦片运抵虎门海面后，再接驳上趸船贮存。当时，每840公斤为一趸，约300趸为一船。每艘趸船可存放鸦片1000至1500箱左右。
早期的鸦片买卖，通常是本地奸商在十三行的洋行一手交钱，一手领单（称立券），凭单到停泊在珠江口外的趸船上过秤取货，然后即自雇驳船将烟土运回广州大窖口（花地一带），再拆包转卖下家。
2 林则徐从22艘趸船收缴近两万箱鸦片
沿江海盗对以趸船为中心的鸦片买卖虎视眈眈，洋面上趸船的玄关之处是舱门和舷梯，常年处于海盗望远镜头监视之下，上落货物，人员进出一举一动均一览无遗。但无奈洋人趸船上有武装兵丁把守，枪炮齐备，更兼壁立的船壳直上直下，难以攀爬。而邻近也时有军舰游弋，轻易一般不敢下手抢掠。
但曾经有几伙海盗纠合一起，驾驶近十艘船，趁夜雾掩护，降桅收桨，乘着海上涨潮，偷偷靠近一艘刚刚上满了鸦片的趸船，想来一手“黑吃黑”。
当海盗船靠近趸船，正准备向上抛放软梯时，被船顶值班水手听到声响。于是，拉响船钟，船头船尾射灯打开。趸船顶上机关枪的帆布迅速被掀开，子弹居高临下扫射下来，无处可避的海盗船被打得弹孔密布，海盗伤亡惨重。几日后，近江墟镇上的棺材一时售罄。
于是，海盗便转移了打劫目标，专挑前来趸船买货的船只、舢板下手，甚至有武装护航的买货船，海盗一样不放过。
买家为躲避海盗的截劫和官府巡逻船的稽查，采用了“快蟹船”（亦称快鞋船）。快蟹船左右船舷可伸出50支长桨，可供成百强壮水手齐发力摇橹，顺风行船还能鼓起三张满帆，即使满载货物，在桨帆并举之下，依然行走如飞。
快蟹船的两侧还围起铁丝网，可防御枪炮射来的铁砂和弹片。最多时，珠江口有多达200艘快蟹船在江面上走私。
后来，海盗也同样装备了快蟹船，甚至还动用了火轮和军舰参与劫掠。抢掠与反抢掠，官匪驳火便常年在虎门一带水域上演。
而洋商和本地买家，慢慢和官府巡查当局勾结，他们以2%的实物鸦片作为贿赂，也就是说，每运送10000箱鸦片要行贿200箱，于是，巡查当局对于鸦片走私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为了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外国鸦片贩子还干脆自己直接从趸船上取货，走私到岸上的约定地点交货收银。
当年在伶仃洋趸船上交易的鸦片，一箱“公班土”(compound ，合成之意)价格为800西班牙元，运到陆地后即升至1000多元。
之后，趸船遂以燎原之势，向中国沿海和内地水域蔓延，香港、澳门、汕头、福州、厦门、宁波、镇江甚至上海等地水域，都可见其踪影，而且十之八九都与鸦片买卖相关。
《林则徐日记？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趸船’，凡内洋载鸦片之船曰趸船，省城包卖之户曰窑户。”
1835年（道光十五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东禁烟：对外驱逐装载鸦片的趸船，对内查封囤积鸦片的窑口。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他首先传令洋商将趸船上的所有鸦片尽数缴交。后来，林则徐和邓廷桢亲抵虎门缴鸦片，从22艘趸船上，收缴了19187箱又2119袋（每袋约115公斤）鸦片。
鸦片战争失败后，鸦片仍源源不断从趸船上流入广州。
鸦片在华的销售数量，一年多于一年。鸦片战争以前，最高峰每年仅为20000箱。《南京条约》签定以后，第一年就涨至36700箱。到了1859年，已近60000箱了，趸船遂被国人称之为大毒船。
3 趸船被改造成水上学校和海鲜舫
之后，随着鸦片走私在中国的萎缩，趸船的用途与早期作为鸦片母船已大相径庭了。趸船因结构简单、体型巨大、造价便宜，尤其适合水流平缓的珠江下游流域。它不再“独沽一味”地充当水上仓库的旧角色，而是融入了珠江流域五光十色的水上都市圈，充当起浮码头、浮桥、酒舫、餐厅、游乐场、货栏、水上旅馆、会所、办公处等等，成为珠江河畔的“宠儿”。
民国初年，大大小小洋商和华商的趸船，数以百计地遍布珠江流域，江门、佛山、肇庆、九江、梧州甚至西江上游的广西柳州和南宁等地均见其身影。
民国期间，有20多万人口的西江重镇梧州，城市发展因受阻两岸高山，它遂利用形形色色趸船和浮桥，向广阔江面拓展，在十年八年间，开辟出了一片闻名全国的繁华“水上都市”，全城商贸和市民衣食住行的中心都转移到沿江河堤和水面，“小香港”的名号远播。
旧时广州的长堤两岸、海角红楼、沙面、珠江泳场等地，也随处可见趸船身影。
解放初期，广州珠江上，数艘旧趸船被改建成船民子弟学校。
当年，生活在广州市区珠江河面的“疍民”（水上居民）接近20万，水上居民子女“读书难”的问题成为市政府关心的重点。
结合船艇流动性大的特点，因陋就简利用江上的旧趸船，改装成三四间“水上学校”（另有几间在陆上）。这些以旧趸船改成的学校，木梯上落，每层二至三间课室，顶层四边加围栏，还辟出了图书馆和“船顶操场”，供孩子们活动。教室虽然以铁皮作顶，薄板作壁，但油刷一新，还是像模像样的。
这些水上学校停靠在船民聚居地带，学童可就近上学。明清以来，广州船民子女首次有了自己的学校，珠江古老的趸船谱写出了新生一页。
长堤沿江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有众多古旧趸船被利用。在物资缺乏的70年代，水泥趸船都曾被派上用场。
上世纪80年代初，珠江水域一些趸船被装修成“海鲜舫”。广州大沙头岸边，出现了“龙门海鲜舫”，它雕梁画栋、古香古色，并且是由港商经营，一时成为改革开放后广州的一道靓丽风景。番禺大石桥畔，还有一艘龙宫般的“珍宝”水上酒楼。在笔者记忆中，这是珠江河面最为华丽的两艘趸船。
粤西马房大铁桥下，当时还有一艘彩幡高飘的农家趸船渔舫，以生猛河鲜作为招牌，“吃海鲜，到马房”是其广告词，一时引来两广和港澳食客无数。
4 一只铁壳趸船40天便告竣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珠江边上大多数趸船已超期服役，淘汰报废成了其最后归宿。而且，从现代船舶的安全角度看，趸船并不是一种安全的场所。
珠江上，人们利用趸船虽然有百多年历史，但设计和建造却从未纳入规范，大部分船只是非正规厂家的产品，指标不符合船检要求。
还有，珠江汛期一到，趸船便有可能发生走锚或缆绳绷断现象，一旦随波漂流，无动力装置和无法自救的趸船很容易撞击防洪堤坝或桥墩，酿成事故，这种事情在珠江上下游都曾发生过多宗。
此外，趸船一旦失火，很难扑救。珠江水面和香港海面上的趸船都曾发生过多次这样的灾情，酿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曾经辉煌一时的趸船，陆续在珠江河面消失。
上世纪60至70年代，趸船在香港曾获得过一段珍贵的辉煌发展期。当年香港拆船业兴盛，趸船制造与之伴生，利用拆卸远洋轮、旧军舰、油轮、大尾艇、金星艇所得到的旧钢板，焊接成铁壳趸船。
建造多了，工人们驾轻就熟，只消40天，一只铁壳趸船便告竣工，销路极好。
后来，随着香港拆船业式微，拆旧船建新趸船的行当也消逝了。
（省档案馆编研部 摘编）
珠江上的趸船
趸船内贮存的鸦片
趸船内的鸦片买卖
水上学校的学生在“船顶操场”做早操（文仕工作室供图）
海鲜酒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