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侨批写就“中国心”
抵抗外侮的集体记忆 抗日救国的经济支援
7月25日，70多岁的新加坡籍华人林伯专门带侄女远道寻根，到汕头侨批文物馆参观。而在万里之外的纽约，美国华人博物馆里，70多年前侨胞所写的侨批静静躺在展柜中，向观众展现一段烽火家书书写华侨“中国心”的故事。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银信合一凭证，其有关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抗战期间，海外侨胞捐献的款项，几乎都是通过侨批局或银行寄至国内，抗战侨批也成为侨胞和家乡人民团结一心抵抗外侮的集体记忆。
血泪控诉成侵华铁证
1946年，旅居马来西亚雪兰莪的华侨接到家乡族老来信，信中控诉了家乡在沦陷时所遭受的欺凌，于是抄录下来向华侨总会报告。
“自我祖国抗战以来及至和平后，本乡变迁颓落，流离失散惨淡，旅居海外乡侨闻之极为关怀梓里，侨众非常浩叹矣！”来函用朴实的笔调描述了侵略者带来的乡邻死亡、乡村破产、宗祠被毁、治安崩溃现象：“我乡死亡众多，现在住乡男女仅存230余人”；“围墙多已毁坏，去年山顶处宅倒塌，堤上铺间拆存无几，乡内房屋，不计新旧，拆卖楼枋、楹、柱，以图一饱者；尽之，拆卖瓦角、砖墙，亦望缓死，亦不乏人”；“大宗祠正厅及走廊并新祠全座，被日军烧焚情景，言不（胜）痛心”。
战火纷飞，局势危殆，海外侨胞无不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侨胞元松在信中告知家人：“潮汕军事紧张，铁路破坏至庵埠，日人迟早必然进攻汕头影响各物飞涨。”
1938年7月，时南澳已被日军占领，侨胞陈嘉成心急如焚：“近闻我澄之南澳岛被敌人登陆，潮汕定必紧张，可知敌人不死，人心惶惶，此男之所以引为深忧也。”
潮安东凤是日本侵略潮汕的重灾区，邮路被截断，因此海外寄回家乡的侨批要先转寄他乡。汕头侨批文物馆收藏着1939年东凤乡侨胞陈集轩寄给父母的批信：“汕头沦陷后，儿日日夜夜无不一日忧虑……儿时常写信从各处问亲戚，唐山家乡如何？有人说东凤乡已破矣……使儿闻后日不能思食，也不能思眠，肚内如刀割。想大人及嫂等则咽喉结哽，无心做人。”
侨胞、侨眷血泪控诉的信件往来，现今已成为日寇侵华铁证。如泰国侨胞林圣源于1937年10月31日寄给澄海南砂乡林松炎侄儿的侨批中，就写到当时日寇以18万兵力之众，在飞机、大炮、坦克车的掩护下轰炸上海，“眼下闸北一带，悉遭敌人焚烧，仅存的一片焦土而已”。
抗战捐款的重要渠道
“眼下海外同胞不顾一切艰难，惟有救国之行，难免弃家捐款，无不为是。除先捐之外，仍要继续行为。有工做者，按月日入息捐去为饷。还有决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万心一德，誓杀日奴’、‘教子及孙，永不用日货，不食劣货’，都此壮语，其爱国之心足胜于国内人多矣，而还能减衣节食，务要积款救国为先，其对妻子必无余力理也。”这是1932年，一位身在美国的五邑华侨寄给兄长的侨批，其对祖国抗战的无私支持和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表露无遗。
国难当头，海外侨胞同仇敌忾，纷纷以实际行动援助祖国。这些汇款和捐款都是通过侨批或者银行汇入国内的。据中国银行统计，1937年厦门侨批件数44017封，解款金额为92万元；1938年侨批件数11万封，解款金额为647万元。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从抗战开始至1939年，泰国华侨捐献给祖国的捐款就达600余万元。在越南，侨胞黄伟卿、陈星阁等，在1931年起汇款2600大洋，慰问东北马占山抗日部队和在上海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将士。
侨批对侨乡及乡亲的支持也是有着重大影响。据1941年出版的《梅县概况》和《梅县要览》，侨乡在抗战前后，70%以上侨眷靠华侨汇款接济，1940年达7000多万元。
抗战期间，侨批局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有的在侨批信笺上印上“抗敌歌”，以及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照片和“救国英雄”四字，有的盖上“实用国货，誓雪国仇”的宣传标语。在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印着“同仇敌忾”、“复兴民族”的批信比比皆是。
1937年7月30日，身在澳洲的台山籍华侨邝修录在一封批信中，讲述了澳洲华侨在得知华北抗战捷报后大放鞭炮庆贺一事，生动表现了华侨对胜利的期盼。
冒死开辟侨批新邮路
在最危险的时候，海外侨批仍源源不断而来。汕头侨批文物馆有关负责人林敬希介绍，潮汕沦陷后，部分地区侨批业受到影响，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所有香港、越南、泰国、马来亚、印尼等地的侨批几被断绝，侨乡人民生活更加艰难。
据有关方面统计，1934年汕头市各侨批局月均收转侨批18.37万件，而1941年全年从海外各地收转的侨批仅1.4万件，不及1934年月均量的1/10。
林敬希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潮汕沦陷初期，原有的侨批邮路阻塞，海外潮侨所寄侨批，必须通过一些秘密小道辗转递送，但侨批局外勤人员携带批款长途跋涉，往往险象环生。时任汕头市侨批同业公会主席的万兴昌和批局经理许自让，为了保障递送侨批款的安全，组织了四五十人的护批队伍，荷枪实弹地押解侨批款。
随着泰国、汕头两地都沦陷，侨批业更加艰难。根据汕头侨批文物馆提供的研究成果，泰国潮帮银信界当时开辟了4条秘密通道。其中最曲折的一条邮路是，从曼谷往东北部经四个府，渡过湄公河经老挝，再绕过山岭至越南宜昌市，乘车100余公里至河内；在河内所设的兑换银币市场将所带金条换成国币，再续程60余里至海防，乘船两夜到达芒街，进入中国的广西东兴市，将国币交给中国境内联号。境内第二程邮路，从东兴经韶关等直达兴宁，再转潮汕地区。
这一条条邮路，凝结了侨批业的心血，也联结了海内外乡亲与抗战中的中国。
记者 林旭娜 林亚茗 洪奕宜 曹 斯 黄学佳 参与实习生 邹心晨 方凌燕 杨曦萌 唐 丽
故事
日军铁蹄下辟出“东兴汇路”
全程3000多公里，连接东南亚各国及国内多个地区
2013年4月，“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工程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来自广东汕头的陈胜生老人，在会上念了关于其父陈植芳先生拓辟“东兴汇路”的论文。
近日，他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寄回的侨批成为抗日救国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而这条‘生命线’不断遭到日军的破坏。侨胞们凭着智慧与勇气，成功地开辟了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邮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兴汇路’，而陈植芳正是主要开拓者之一。”
特殊时期生命线
陈胜生，1945年出生。父亲给他取名“胜生”，就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
受父亲影响，陈胜生多年致力于侨批研究。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依托海运运营的东南亚至潮汕的侨批业被迫中断。
一筹莫展之时，旅居越南、柬埔寨的侨批从业者陈植芳等人成功开辟出了一条新的侨批汇路——东兴汇路。
据陈胜生考证：该汇路全程达3000多公里，连接了东南亚各国及国内多个地区。国外的侨批主要通过曼谷线、西（贡）堤（岸）线、金边线、老挝线集结，之后由侨批业者带到越南，最后偷渡越境抵达东兴。
侨批抵达东兴后，有两条线路可供选择：一是直接通过东兴的邮局、银行进行汇寄；二是由侨批局派出批工带批翻山越岭到达兴宁，揭阳批局派批工到兴宁领取侨批后，秘密分发到潮汕各地以及邻省福建。
铁蹄之下送侨批
“东兴汇路”的开辟并非一帆风顺。
这得从1937年陈植芳移民到越南投靠姐姐和姐夫说起。彼时，陈植芳帮姐姐和姐夫一起打理一家名为“和祥庄”的渔网店。期间，陈植芳结识了许多潮籍侨胞，还为他们代写侨批，并通过采购渔网的店员乘船带回汕头分发，“和祥庄”由此开启了侨批业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沿海海路被日军封锁，海上侨批线路中断。
“父亲当时想，只有摒弃原有的海路运输方式，寻找新的陆路汇路，才能确保侨批运输的延续性和安全性。”陈胜生记得，父亲和他说过，那是1942年元旦，他单枪匹马偷渡，从越南闯到广西东兴。
一天，陈植芳与一位东兴本地人黄小姐谈及他近几次探索新汇路的失败经历。在黄小姐的引见下，他从东兴的银行、邮局试汇出两笔汇款。出乎意料的是，半个月后，陈植芳在越南竟收到了来自家乡的回批。
于是，“东兴汇路”由此迅速发展。但日军宪兵司令部数月后就开始察觉，陈植芳成了日军的通缉要犯。在之后3年多的时间里，陈植芳乔装打扮、改名换姓，穿梭于柬埔寨、越南和中国之间送批，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直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兴汇路”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写信给日本市长谴责日军暴行
1990年，在抗日战争结束45年以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收到了日本长崎市市长本岛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提到想通过总商会在新加坡寻找一位名为陈友梅的女士。
陈胜生解密，信件中提到的“陈友梅”，其实是陈植芳在一封写给本岛市长的信中所用的笔名。
1988年12月，《参考消息》报道了日本长崎市市长有关日本天皇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负有责任的”的演讲，远在汕头的陈植芳读了这则新闻，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本岛先生。
信中，陈植芳罗列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和东南亚的卑劣侵略兽行，强烈谴责了日本天皇裕仁发动侵略战争，表示支持本岛先生的观点。
但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原因，陈植芳只以“陈友梅”的笔名落了款。信件最后由新加坡友人黄锡人转寄到日本。本岛市长在接到声援信后，几度在新加坡报章刊登寻人启事，终未有果。
1990年3月，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郑东发提议通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寻找“陈友梅”。陈植芳最终得悉本岛市长的寻谢信。
记者 曹斯 林亚茗 实习生 张梓望
侨批实录
“但望佢专心学习，将来得以成功回国最大用之事业也。因我国飞机人才缺乏，故日贼欺我太甚之。故如欲与日贼决一死战，救国除飞机不能成功也。”
——1931年12月，开平华侨关崇初写信给哥哥关崇瑶，谈他出资支持儿子阿炯在美国学习航空一事。
“无论男女，团结抵制日货，不可贪平买日本仔货。不但中国抵制，各国联同抵制，现在美国华人，热心抵制日本仔货，男女捐助银寄返中国做军饷，又另外买药寄返，医疗伤兵，及做衣服救济难民。”
——1937年11月，美国华侨汤德名写信给在台山的儿子汤景遇。
(收藏者:江门市侨乡文书知名收藏家罗达全先生)
记者 洪奕宜 潘伟珊
逸事
侨胞捐资助抗战
恩来回批赞义举
这是一封尘封了60多年的回批，信中笔迹清楚，印鉴明晰，红色的条形格和黑色的字迹相互映衬，落款处分明写着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收信者则为澄海信宁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和他的同乡挚友郭子纲、黄奕等三人。回批的内容，是褒扬他们毅然合作捐资国币200元，支持延安抗大（抗日军政大学）作为办学经费。2005年，澄海革命老区信宁村的简史编委会编纂村史时发现了它。
日前，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曾对该回批做过深入研究的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陈训先先生。
旅泰华侨捐资支持抗战
该回批写于1938年9月21日，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写给旅泰侨胞苏君谦、郭子纲、黄奕三人的。
信中，周恩来等表示，已收到苏君谦等合作捐资支援延安抗大的国币200元，对他们的“爱国热忱”和义举“殊堪钦敬”，并“盼望”他们于泰国“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延安）学习抗日知识”。
但奇怪的是，这封回批的“批封”上写的第一收信人并非上述三位旅泰侨胞，而是一位名叫詹欧波的澄海人。
“后来，我听詹欧波的儿子詹家镇先生说，原‘回批’里面还有一‘批封’，上面写着‘广东省澄海县信宁乡晨光小学詹欧波先生收转’，落款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缄’。‘文革’期间，‘回批’被诬篾为‘反革命文件’而被扣留，后几经据理力争才得以收回，收回时‘批封’却已失落。”陈训先说。
陈训先查阅《信宁简史》发现，批封中提到的詹欧波是苏君谦、郭子纲、黄奕的同乡挚友。1924年，詹欧波和苏、郭、黄等进步青年在家乡成立读书会“郁联社”，接着又一起创办了晨光小学。
后来，苏君谦等到泰国谋生，詹欧波则继续留校任教。1938年潮汕地下党派陈培志到晨光小学发展党组织，成立党支部；青抗会陈维勤（建阳村人）等领导也经常到校发动抗日宣传工作。
苏君谦在泰国听到这些消息后十分高兴，他们三人联手捐资国币200元，获周恩来等为他们所写的回批。
以“口批”的特殊方式寄达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回批中所提到的国币200元，是如何被安全地由泰国送达广东澄海的？
陈训先通过澄海建阳村“增顺批局”后人，发现这笔钱是通过一种被称为“口批”的特殊方式寄达的。
原来，“增顺批局”为了应对日军实行的封禁政策，发明了一种被称为“口批”的汇款方式。顾名思义，“口批”即为口头上进行的“侨批”，汇款人到批局“口头”说定汇款金额及收款人信息，交款后由批局执事直接在泰国面受“批脚”，“批脚”的任务是强记所带批款的数目和收批人的名字地址，到达国内之后，再到对汇的“银庄”，用代号与密码“口头”支取现金，然后把钱送达收批人手中。
“在整个汇款过程中，‘批脚’面临着生命危险，因为自己的身份一旦被日军识破，极有可能被杀害。”陈训先说。
“口批”作为特殊时期国外向国内汇款的一种“桥梁”，是海外侨胞支持国内抗日的一种典型代表。尽管它在历史上一瞬即逝，意义却十分重大。
（省档案馆编研部 摘编）
该回批写于1938年9月21日，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写给旅泰侨胞苏君谦、郭子纲、黄奕三人的，感谢他们为延安抗大捐款
美国纽约台山宁阳会馆救济难童、难民捐款银行汇票（1943年）
陈植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