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年龄最小的女兵之一，在林海雪原中参加抗战8年多，她身经百战，却体无片伤。她在苏联受训成为中国首批具备空降能力的女特种兵，并参加了苏军对日寇发起的最后一战。她曾被授予苏联战功章、朱可夫勋章、解放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等。2010年，她荣获哈尔滨市“百年风采女性”荣誉称号。2014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亲切接见了她。她就是92岁高龄的抗联女战士李敏。

　　日前，记者走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鞍山街一座绿树成荫、花草葱葱的幽静院落，院墙上悬挂着一块块抗战英烈遗留诗词的碑刻。走进一楼会客厅，一位头戴一顶五角星军帽，身着抗联短袖军装，腰扎武装带，胸前挂满各式各样勋章的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了记者的眼前，看着这一排排的勋章，记者好奇地问：“李敏阿姨，您身上一共佩戴了多少枚勋章啊？”老人答道：“我也记不清了，大部分勋章都在这儿了。这些勋章属于每一个抗联战士！尤其是牺牲了的亲人和战友！”记者数了一下，她的胸前一共佩戴了整整10枚勋章。

　　李敏（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朝鲜族。1924年12月，她生于黑龙江汤原县梧桐河村。九一八事变后，7岁的李敏哼唱着《列宁诞生歌》，在小兴安岭梧桐河村参加了抗日救国儿童团。她的父母兄长都参加了抗日联军，亲人们在对敌战斗中牺牲后，参加抗日联军成为她当时最大的心愿。1936年冬，抗联老交通员李升在汤原县板场子屯找到了她，并把她送到抗联第6军4师3团营地，安排在军部密营被服厂工作（后改为临时医院）。1937年秋，她加入了共青团；1939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

　　尽管从参军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但李敏老人对当年抗击日寇的一幕幕情景仍记忆犹新。

　　在林海雪原抗击日寇8年的艰苦岁月里，李敏驰骋疆场、身经百战，其中的几次战斗令她至今难忘……

20世纪40年代李敏留影

1937年5月23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第三版刊登的《东北惨剧》漫画。

东北抗日联军曾用过的缝纫机

20世纪40年代，李敏身着军装留影。

虎口脱险

　　1938年3月15日，天刚蒙蒙亮时，“我和金伯文（李兆麟将军的夫人）已熬好了大碴子粥。我俩先叫醒了伤员，等到20余名伤员吃完饭后，正准备叫醒其他同志吃饭时，后半夜站岗的李桂兰急匆匆地推开门报告说，‘前面有马叫声’。听到报告后，被服厂厂长裴成春大姐紧急下令，‘大家快速行动，马上组织伤员撤到北山’。她下完命令，就先从营房冲出去指挥战斗了，正医官等人立即组织伤员撤退。我和金伯文扶着重伤员金指导员出门后，我把他交给金伯文一人，又转身跑回了营房，我舍不得同志们还没来得及吃的大碴子粥，想把粥带上山。返回屋后，我就爬到锅台上，从大锅里往桶里舀粥。这时，有人在背后重重地拍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正是裴大姐怒气冲冲地站在自己的背后。‘你不要命啦！敌人都堵到门口了，还不赶快冲出去！’听她这么一说，我赶紧拎着半桶粥下了锅台，裴大姐从屋内顺手拿了一把锯和斧子，我不敢吱声跟在她的后面走。‘小李子，你注意听，听到敌人的机枪扫射过去了，你就趁机马上冲出去。’裴大姐为了引开敌人的火力，自己先冲出去了。我在屋里听到机枪的扫射声一阵紧似一阵，叭叭乱响的子弹打得雪花纷飞。裴大姐冲出去之后，我试了几次都没敢冲出屋。这时，同志们都已经冲出去了，怎么办呢？正在焦急的时候，枪声停了。我趁机拎起了那半桶粥往外就跑，但是由于粥桶太沉，心情又紧张，没跑出几步就滑倒了，把粥也洒了一地。我赶紧爬起来拼命往北山上跑。这时，天已放亮，我跑过了小河，开始爬山了。‘抓活的，抓活的……’我突然听到了敌人的喊叫声，回头一看，有一个日本军官脱掉大衣正在猛追我，耳边不时响起敌兵的叫骂声和枪弹呼啸而过的嗖嗖声，追兵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似乎都能听到他粗粗的喘气声。就在这紧急关头，猛然听到一声枪响和身后发出的绝命声，我回头一看，追在自己身后的敌兵被打死了。

　　“‘小李子，我受伤了，快过来帮我！’听到喊声，我向旁边的雪地望去，看到穆书勤倒在那里，我赶紧把她拉起来扶着就往前走，没走出几步，又有几个追兵赶了上来，好在我们已经跑进了树林里，还能躲躲闪闪。这时，从林子中又射出几颗子弹，打死了追来的敌兵。当我扶着穆书勤走进林子深处时，才发现先后两次救我们的原来是裴大姐，是她躲藏在树后一直掩护着我们。”

　　李敏等人总算是退到北山一个石砬子上与伤员们会合了，战友们居高临下狠狠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刚把敌人打下去，我们就发现被服厂方向冒起了滚滚浓烟，这是敌人放火烧了我们的厂房，同志们恨得咬紧了牙关，紧握双拳，真想下山和日寇拼个你死我活！”说着，李敏老人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好像又看到了当年日寇的凶残杀戮！

漏网战术

　　1939年，日寇对东北抗日联军反复实行拉网式、篦梳式“大讨伐”，山中遍布敌人的“讨伐队”，每隔十里左右就有一个“讨伐队”据点，每个据点三五十名日军，只要哪里枪声一响，附近据点的日军几十分钟就可以赶来增援。

　　为了保存抗联的实力，战士们不停地在大山中穿梭。这一日，他们从秃顶子山来到了险峻陡峭的七星峰，这里大小山峰像是一把把利剑直指青天。这时，天已接近晌午，炎热的天气使战士们体力消耗严重，而且这里已没有了退路，只能依靠天险来阻击敌人的进攻。

　　部队上了七星峰，峰顶上数不清的石砬子高低错落，缝隙间有山泉淙淙流淌。“我们站在高处向山下望去，看到山脚下有一条河，河边有敌人修的警备路。这时，敌人从南边和西边，兵分两路紧追了上来，北面有座高山遮住了我们的视野。公路上有马队和马车跑来跑去，敌人在河边支起了帐篷。天黑了，敌人只是部署，没什么动静。到了第二天，他们还是围而不攻。后来，北边也发现了敌人，北边的敌人是从西边过来的。到了第3天，敌人开始试探性地进攻了，战士们隐藏在石砬子后面，指挥员传令，敌人不到跟前，不许开枪。”

　　敌人每天两三次向山上发起进攻，但是都没有攻上来，战士们依托有利地形与敌人顽强对抗。后来，日军也改变了战术，不急于进攻，打算把战士们困死在山上。打了几天，战士们带在身上的小米吃光了，这里又是光秃秃的山峰，什么食物都没有，饿了只能灌一肚子山泉水。

　　敌人的包围圈也在逐渐缩小，赖以生存的山泉水也被日寇占领了。夜间，前哨站岗的地方都能听到敌人打呼噜的声音，而战士们又不能出去打击他们，情况变得越来越危急。

　　第4天，战士们准备撤退，但遇到天降大雨，山石在雨水冲刷下非常光滑，山路十分泥泞，山下的敌人也集中火力攻击战士们，大家都毫不犹豫地叽里咕噜往下滚。雨还在不停地下着，连泥带水的，每个人都骨碌得像个泥猴似的。战士们刚刚突围出来，饥渴难耐，看到了河水和燕尾草，所有人赶紧趴在河边咕咚、咕咚地喝水，撸下大把燕尾草往嘴里填。但日寇像恶狗一般追赶过来，“一个日本军官已经冲到河边，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敌人的机枪‘嘎嘎嘎’地响了起来，在枪声中立刻倒下了好几名战士，大家赶紧就地卧倒，有的人奔向河套子里的小树林，以树木为掩护进行还击。”又是一番激战，战士们终于撤进了大山，成功突围，但也牺牲了很多同志。

　　正在这时，西边山顶上的岗哨下来报告说：“北边警备路方向又开来了十几辆汽车，车上的敌人正分散开向我们这边包围过来。”白福厚团长思索了片刻说：“同志们，敌人这是实行的拉网战术，咱们怎么办？”大家一起高喊：“拼了，咱们跟敌人拼了！”白团长摇了摇头说：“不行，咱们人少，他们人多；再说，咱们的子弹也不多了，硬拼咱们吃亏，他们实行拉网战术，咱们给他来个漏网战术。”“漏网战术？怎么‘漏’啊？”战士们疑惑地反问道。“听我指挥，一连、二连往西走，三连、四连往东走，大家赶紧分散开，能隐蔽的隐蔽，能撤退的撤退，等敌人过去了，大家去张家窑平顶山集合。”

　　“敌人就快上来了，我决定先猫起来再说。一棵横七竖八长满枝叶的大树下，有一团乱蓬蓬的蒿草，我身子贴地爬了进去。等啊，等啊，四周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敌人过来了，他们拉开了距离，横向走着。离我最近的伪军走路唰啦、唰啦的响声听得一清二楚。就在走到离我几步远的时候，听到远处一个伪军在喊话‘哎，咋样啦？看到什么了没有？’这边的伪军回答‘没有啊！’这时，一名日本关东军军官发话了，‘说话的不要，说话的不行’。听到他们的对话，我的心里好像揣着一个小兔子，似乎耳朵都能听到怦怦的心跳声。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好慢啊！终于，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我才忙从草棵子里爬了出来，慢慢试探地走了几步，看看仍然没有什么动静，我撒腿就往树密的地方跑……”等到李敏赶到张家窑平顶山时，山上已经有不少战士陆续地来到了这里。

空降训练

　　李敏老人告诉记者，1940年冬，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的主力部队陆续撤入苏联境内进行野营整训。由于伯力会议之后，抗联与苏联远东党和军队达成了相互支援、相互合作的协议，因此苏方对于转移到苏境的抗联部队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条件。越境部队在双城子和伯力城附近亚斯克建立了南、北两个野营。周保中担任总指挥。

　　在那里，李敏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课的学习。军事训练包括各种武器的使用，冬季滑雪训练、夏季武装泅渡训练以及通信技术、前线救护、铺设铁丝网、翻越障碍等技能训练。

　　“课程由苏军军官担任教官，不仅要求我们实弹射击要百发百中，而且还要求能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和一些战略战法。”李敏老人介绍说，在苏联接受特种训练中，空降训练是最具危险性的科目，如果在高空降落伞一旦不能有效打开，就会牺牲。

　　1941年7月，周保中曾带领北野营的部分男同志，去苏联伯力城木格店机场学习空降。“10多天以后，他们就回来了，听说都学会了。这时，女同志有些沉不住气了，我们也急着想学习跳伞，于是选派了王玉环为代表，向领导提出也要参加空降训练，当时领导并没有表态。”

　　8月下旬，上级领导突然通知她们全体女同志集合，准备去学习空降。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很兴奋。12名女同志坐了两个小时的帆布篷大卡车来到伯力城东北方向的木格店训练场。

　　“紧张的训练开始后，按照教练的要求，我们先从1米高的跳台上往下蹦，蹦下来后要求既要站稳，还要姿势正确。就这样练习了3天，我们开始上跳台了。这个机场比较简陋，跳台高25米，是用木头搭的架子。西伯利亚的秋风十分强劲，木头的跳台在风里直摇晃，我们战战兢兢地爬了上去，每个人的腿都在打战，尽管很害怕，但没有人退却。就这样，反复地练习了5天，大家都达到了要求。到了第8天，我们开始登机跳伞了。

　　“我们登上了一架小型运输机，飞机在1000米高空盘旋，打开机舱门后，我们按着顺序一个一个地往下跳。轮到我了，虽然也害怕，但还是鼓足勇气，心一横，闭着眼睛跳了下去。从机舱跃出后，头重脚轻，在头朝下急速的降落过程中，我迅速地拉开了主伞，耳边‘砰’的一声响，降落伞像一朵蘑菇云似的在头顶上空打开，人也在瞬间被拉着头朝上立了起来。这时，我的四周都是降落伞绳子，我紧张地拉住绳子，按着教练的要求，观察着地面，掌控着风向和落脚点。当我稳稳当当地按照要求降落到指定地点后，心里真的太兴奋了，我竟然学会了跳伞，如果战争需要，可以飞着回到祖国了！”

　　通过十几天的训练，全体女兵圆满地完成了训练任务，返回北野营，这是她们第一次空降训练。

　　1942年7月16日，苏方代表王新林通知周保中、张寿篯（抗战胜利后改名为李兆麟），苏方同意把东北抗日联军南、北野营及在东北活动的抗联人员统一编为一个旅。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成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周保中任旅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任副旅长，后改任政委。

　　李敏老人告诉记者，东北抗联教导旅按苏军步兵装备，服装等均按苏军官兵标准供应。抗联人员正排以上干部授予军官衔，薪金待遇与苏籍同级军官相同。“当时，我的军衔是准尉！”

　　同年9月，部队安排第88旅的女同志进行了第二次空降训练。9月21日，她们由副旅长石林斯基带队，全副武装，晚上8时从雅斯克登船。第二天上午7时到达南哈巴罗夫斯克，在乌苏里江岸泊船。部队下船后转往乌苏里江铁道线乘军用列车，下午3时半军车向南开去。晚上9时左右列车抵达斯卡斯克西南的木切那车站，距这里两公里远有一个飞机场和伞兵训练基地，她们借住在当地驻军某团营舍的一栋3层楼里。

　　到达这里的第二天，紧张的训练就开始了。她们先从50米高的训练塔上往下跳，跳到地上能站稳，不摔跟头就能得5分（满分）。然后，学习折叠降落伞。经过几天的跳塔训练后，她们开始登机跳伞。

　　“飞机盘旋在3000米的高空，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们彼此都听不到对方的说话声，只能看教官的手势。打开机舱门后，巨大的气浪吹得我们站立不稳，教官打着手势，学员们一个接着一个像下饺子似的跳了下去。我跃出机舱门的瞬间，鼻子就开始流血，鲜血染红了胸前的衣服。等我稳稳地落地后，才偷偷地擦去了流出来的鼻血。这天晚上在驻地召开了大会，周保中对我们女同志提出了表扬，他说，‘第88旅的女同志都是好样的，作战勇敢，训练认真，没有掉队的’。”说着，李敏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她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大会现场。

　　“人们常说8年抗战，其实这个说法不对，中国的抗战应该是‘整整14年’，这是1945年9月3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中说的。后来，就把整整14年说成了‘14年’。而日本侵华是15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九三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应该是15年啊！”李敏老人说，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已经进行了6年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就唱歌，在战歌声中鼓舞士气！”至今，她已经收集了403首抗联歌曲。

　　2002年，在李敏的倡议下成立了抗联精神宣传队，四处传诵抗联的传奇故事。“我们要重走抗联路，在战友战斗过的地方传诵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让年轻人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如今，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还有一个夙愿：在哈尔滨建一座凯旋门和一个胜利广场，把抗联故事和抗联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采访结束后，当记者迈步离开这座花木扶疏的院落时，耳畔萦绕着老人深情而又婉转的歌声，“碧草萧萧，树叶青青，满山野花颜色新，清香扑鼻，鲜艳吐芬芳……”（抗联歌曲《采山菜曲》）

　　本文所示老照片由李敏提供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