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有记载的最早“自来水”工程源自于北宋，与大名鼎鼎的苏轼密切相关。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途中又接到通知降官一级，再过两天又被通知改贬惠州，十天三贬。这一年，他来到惠州。很快，达观的苏轼便与当地人打成一片。他看到惠州西枝江阻隔两岸，百姓往来不便，于是捐出犀带，带头募捐修桥，建起了东新、西新二桥，为百姓称颂。

　　名闻天下的苏轼来到岭南，颇得粤地的官员尊重。大约在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告知广州正流行瘟疫，百姓死亡人数众多，特地想讨教有何良策。王敏仲这下确实问对了人，此前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就曾处理过瘟疫流行的情况。当时苏轼为救济病人，发动官员捐款，不足处又带头捐献私帑五十两，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招募僧人主管，收容病人治疗。

　　这个安乐坊在疫情过后仍得以延续，三年间医愈千人，此事曾被朝廷嘉许，让各地仿效推广。苏轼于是回信向王敏仲详细介绍自己的经验说：“广州商旅所聚，疾疫之作……莫可擘划一病院，乃长久之计……”

　　除了建议设立病坊，苏轼还特地介绍了罗浮道士邓守安关于改善饮水的建议。邓守安是苏轼在惠州结识的朋友，既是指导苏轼养生的老师，也是惠州建桥时出力最多的合作者。邓守安对广州的情况最为了解，得知广州疫情后，他当即指出：“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

　　广州水质向来不好，一直导致瘟疫多发。有钱人可以买刘王山井水饮用，但贫苦百姓就没有办法了。他建议从白云山蒲涧引水入广州，具体做法是：在蒲涧的山岩下置一大石槽储水，用五管大竹驳接相连，随地高下，直入城中。竹子之间以麻缠之，漆涂之。在广州城中，则设一接水大石槽，将水储蓄起来。然后，用五管竹将水分散引入城中各个方位，并设小石槽盛之，以便百姓汲取。

　　邓守安还估算了一下这套供水系统的用材和费用，“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佰千可成”。如果能够实现，那么长期以来困扰广州的饮水卫生问题就可以解决。苏轼听后十分高兴，在信中向王敏仲详细转述，还推荐让邓守安去操办此事。

　　王敏仲十分重视苏轼的意见，将此建议付诸实施。苏轼虽不能擅离贬地前往广州，但很关心工程进展，不久他又去信，谈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他建议，引水的竹竿“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因为引水途远，日久肯定会出现堵塞的情况，有了这些小孔，就可以查知堵塞位置，而不致于盲目地拆除竹竿来检查。

　　另外，苏轼还提醒每年应有一定的经费用于更换堵塞或损坏的竹竿，按他估计每年大概更换50多根就可以了，希望王敏仲能做好维护规划，使这项工程“永不废”。从信中不难看出，苏轼对广州的引水工程是多么的关注，而且，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呢！

　　广州的这套引水系统，是广州城有记载的最早的“自来水”工程。民国初年，广州拆城墙时曾发现一个南宋的石水笕，长43厘米、宽19厘米、高21厘米，石面刻“城南厢信女傅氏二娘，舍钱造石水笕，祈保平安者。绍定三年七月中元题”。石水笕就是苏轼信中所说的用来连接竹竿的石制管道，Y由此证明了到南宋时广州仍在应用这套“自来水”设施。而且从石刻文字我们得知，工程建造和维护的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是向民间募捐得来。捐建者可以留名石上，那位傅二娘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这块石水笕还保留在广州博物馆供人参观。

　　苏轼虽然为广州建设“自来水”花费了不少心血，但他身为贬官，不敢张扬此事。他在给王敏仲的信中特别叮嘱 “慎勿令人知出于不肖（指苏轼自己）也”。幸好这些信件内容都完好地保留下来了，使这一段掌故不致湮没。

　　（省档案馆编研部　摘编）
　　

苏轼像

现保存在广州博物馆的南宋“石山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