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亚伯（1875-1937），原名茂瑞，字庆云，湖北兴国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政治家。他在15岁时接触了《格物探源》中译本，读后“顿悟守旧之非，即入大冶县福音堂为信徒”。自此，曹亚伯的反清活动便经常在教会的掩护之下秘密进行。对于革命，他有着自己的理解：“革命者，本天性之慈悲而为世人除凶暴、求平等之事业也。”曹亚伯亲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诸多事件，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众多要人交往密切。他所编撰的《武昌革命真史》，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和极高价值的史著。该书问世不久，即受到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被禁止发行。

青年时期的曹亚伯

潜心著史 警示后人

　　1906年，曹亚伯留学英国，初学海军，后因倡言革命被革除官费，转入牛津大学学习矿冶。在牛津读书时，他仍一边学习，一边进行革命活动，“操其不规则之英语，向外人宣传中国革命，孜孜不倦”。孙中山在英国时，曹亚伯还为孙中山筹集旅费。二次革命后，他东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讨袁斗争。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曹亚伯为其筹集百万元巨款相助。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曹亚伯被聘为总统府高级顾问。次年，因与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不和，并卷入孙、陈（炯明）矛盾，曹亚伯怏怏离粤赴沪，从此淡出政坛转至江苏昆山购地经营农场。

1928年4月29日，《申报》刊登曹亚伯征集革命史料的广告。(左）

1929年，在曹亚伯撰写的《游川日记》扉页刊登的《武汉革命真史》出版启事。（右）

　　1927年初，曹亚伯在昆山号召乡民起义，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不料却被北伐军某部以“投机分子”罪名抓捕。曹亚伯以革命耆旧之身，遭此劫辱，内心郁愤，“谓国民党改组后，一般青年多数典忘祖，鄙视吾辈，皆由不知革命历史所致”，遂自称“真史氏”，发愤编成革命史巨著，警示世人。

　　其实，曹亚伯早就有编纂革命史的构想。他倾向于写一部以武昌革命为核心，旁及整个反清革命运动的综合史著。相关准备工作，尤其是革命史料的搜集也着手甚早。

　　曹亚伯的史料征集工作在1926年取得过重大进展。据其自述：“丙寅春间，余至汉搜集辛亥革命真史材料，并晤同志吴君兆麟，（请）将辛亥民军与清军阳夏之战以至北伐之役一切战报、命令及阵中日记检出交余，编为革命实录，备军事之参稽。”吴兆麟起初不愿交出，后来在北伐战争中，武汉陷入战火之中，一些革命史料也遭受损失，曹亚伯“请吴君勿一误再误，即将幸而未失各要件交余携至昆山，俾与其他真史汇编付梓”。本次所得，都是有关武昌起义的第一手资料，极为珍贵。史料收集来后，曹亚伯还耗费大量精力用于考索、编辑。为了征集《革命军》《警世钟》等早期革命史料，他曾在1928年4月29日的《申报》上刊出广告，表示愿以《革命真史》一部作为报酬。

　　1929年，全书定稿，40余万字，分为“前编”和“正编”两部分。前编叙事起自1904年黄兴长沙起义失败，止于武昌起义爆发前夕革命党人的筹划；正编叙事起自武昌起义爆发，止于1912年4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解职。同年，曹亚伯在《游川日记》的扉页上刊登了《武昌革命真史》出版启事，称：“中华民国产生于辛亥八月十九武昌之首义。……然武昌革命之酝酿及起义时之艰难、起义后之血战，本本原原、是是非非，不可不记载清楚，以为举国人心之鉴别。作者虽遗忘缺漏之处尚多，但所亲历及耳闻目见之事实，实无一字之附会。”

　　曹亚伯将书稿交到中华书局后，当时主持书局工作的陆费逵拿着书稿找到编辑所新书部主任左舜生征求意见。他翻阅书稿后，表示“以史料视此书，则价值颇高；以著作体裁论，则大可商榷。盖此书所汇集之资料，无一而非真实，然仅侧重两湖，于其他方面，则不免挂一漏万。如题曰‘辛亥革命史料’，则毛病尚小，断不能名之曰史，更不能曰‘真史’。”左舜生是著名学者，尤精于中国近代史，他的评价完全从学术角度出发，堪称公允。但命名之事不宜相强，陆费逵还是选择尊重曹亚伯的意愿。1930年3月《武昌革命真史》出版。

“真史”被禁 赍志以终

　　《武昌革命真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史料汇编，因为曹亚伯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书中对于诸多史事、人物的记述和评断都带有鲜明的个性和主观色彩，详略褒贬之间，不免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例如，参加过武昌首义的杨铎就曾建议曹亚伯将书名中“真史”二字改为“信史”，并批评“曹君以日知会加入同盟会，厚于黄克强而有疑乎中山……所叙未能超然物外”。

　　对于曹亚伯来说，书既出版，褒贬之权便交予公众。即使有失偏颇，作为一家之言，也自有其存在之价值。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该书竟被官方作为“反动”书籍强行查禁。

　　查禁一事源于吴醒汉的控告。据冯自由记述：“出版未久，在京鄂人吴某等谓曹著批评起义人物过于露骨，且抹杀起义之各团体，而独归功于日知会，有失公道，遂联名呈请党部禁止发行，并没收之。”吴醒汉时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纂修，作为曾经的共进会骨干，他不满于曹亚伯在书中只提日知会，而不提直接领导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等革命团体。

　　国民政府查禁《武昌革命真史》，除吴醒汉控告外，还与曹亚伯和胡汉民等人的矛盾有关。曹亚伯秉性率直、疾恶如仇，人称“曹疯子”。曹亚伯与胡汉民兄弟、汪精卫等人矛盾颇多，据说他曾公开骂胡汉民是伪君子、汪精卫是真小人，视之为媚惑孙中山的奸邪小人。《武昌革命真史》被查禁究竟由谁拍板，由于史料缺乏，如今不得而知。

1930年《武昌革命真史》初版封面

　　1930年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查禁《武昌革命真史》，主要理由是：“该书编辑人曹亚伯，曾于陈炯明叛乱时附和陈逆，攻讦总理。该书前编一百页，总理遗像后之评语，复横加讥讽，仍不脱陈党本色。该书之内容如此，不但有淆听闻，影响民众钦敬之心，亦且以伪乱真，不免动摇革命真实之史迹，中华书局竟尔刊行，极属孟浪。”这本《武昌革命真史》被上纲上线定性为反对孙中山，事实上它是国民党内派系争斗的牺牲品。不久，国民政府颁布禁令，在全国范围内查禁该书，并将中华书局所剩余的数百册，每本切去一角，禁止流通。

　　禁令虽下，却不能完全禁绝其流通，反而使该书成为“奇货”。左舜生因职务之便，得以保留完整册，抗战时期在四川被偷，后在书店以3万银圆购回。对此，左舜生感慨道：“革命史迹亦不容毁，有不解事之政府胡乱禁止，即有好事者之多方搜求，天下事往往如此也。”198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将《武昌革命真史》重新影印出版，此后该书的各种版本层出不穷。

　　《武昌革命真史》被禁后，曹亚伯便不再过问世事，专心佛学。九一八事变后，他为抗战奔走。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曹亚伯病逝于昆山。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7月22日 总第2942期 第三版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