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格最老，几千年来唯一通航不断的港口。但是说到从广东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好像并没有明晰的答案，或是谦虚低调的岭南人家不愿夸口吧。

　　历史没有夸口自己抚摸过多少寸尺的海波，只留下航海图上绕过整个地球的线路。拨开远洋大海上氤氲的层层水雾，自秦以降，广州商船从近邻东南亚，到波斯湾、西欧、北非，再到拉丁美洲、墨西哥、纽约，以及做环球航行而至的俄罗斯，一条条航线的开通，一次次经年的探访，一趟趟生死的穿越，都凝结了航海人跨越千年的对于未知探索的勇气、智慧与执着——这大抵就是世界上“最最遥远的路”。

　　广东出发的海上之旅始于汉

　　在五羊石雕那儿稍稍拉长一些眼界，就看到一路之隔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锈红色的方形外墙上刻着远古的记号，似太阳般明朗红热。拾级而上，踏入南越王博物馆，遂陷入历史的纵深

　　发掘于1983年的南越王墓是一座凿山为藏的石室墓。沿着缓缓深入的墓道下去，两边的石块静谧安详，用温婉的浅笑带你进入两千年以前的历史深处。一个角落里，寂寞地呆着一只银盒，既不成对也无匹配，孤零零的。这银盒扁球状，盖与器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有一匝穗状纹带，谷粒样凸起，表面附着轻纱一般薄的鎏金，在昏黄灯光下透着几分异域风情又似乎有些娇羞。看了说明，孤单的她是来自伊朗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舶来品——银盒，经过最早一批“海上丝绸之路”的运徙，漂洋过海来到南越国，得了南越王过分喜爱，存于墓穴内伴王长眠。

　　南越王墓博物馆馆长吴凌云娓娓道来：公元前204年，赵佗在如今的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南越国三郡临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由此南越国通过南海海域、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到南亚次大陆与阿拉伯地区发生了贸易往来。

　　细细观察，墓中还有产自西亚的乳香，一小撮盛于高脚鎏金漆盒的颗粒物，经过两千多年的埋葬，有些成分已经分解，但其异于普通松香的成分在红外光谱的见证下一目了然。至秦朝以来，从阿拉伯地区运来的乳香在整个广州市场并不罕见，这其中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季风的秘密”。

　　示巴王国，如今的也门共和国，山坡上种植成片的乳香木，它们是示巴的主要财富。示巴和附近的国家暗暗地控制着该区的国际贸易，因为那里的季风从七月至八月间吹向印度及远东，随后又向反方向吹。他们就是利用季风作为航海的天然动力，独占这条贸易航线，并保守“季风的秘密。”据说，直到公元一世纪初，这个秘密才被希腊人发现。

　　穆罕默德的东方思念

　　海上丝绸之路唐代极盛

　　从南越王墓沿着解放北路南行入朝天路，转光塔路，再慢步穿梭于周边的大厦高楼，一处高入云表，望之如银笔的光身柱形塔跳入眼帘，它名光塔，塔下类似唐代的飞檐庭院名为怀圣寺。光塔那圆形塔身、笔尖形的塔尖展示着阿拉伯特有的建筑风格

　　“唐初，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最大港口，亚洲、非洲各国商人纷至沓来。怀圣寺和光塔就是那时随着阿拉伯海商一起来到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为纪念伊斯兰教创始人‘至圣’穆罕默德建造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数十载，如今老先生退了休，准备去加拿大跟随子女居住一段时间。在这次离别故土前，他把最后一次采访留给了我们。

　　随着老先生一言一语的唇齿翕动，思绪飘远，顺着那海天之间的记述，想起这群阿拉伯人来时的路。那是在1981年7月1日的上午，一艘阿曼“苏哈尔”号的仿唐木帆船，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出发，全凭季风鼓帆行驶，沿着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历时216天，靠上广州洲头咀码头时的热烈场景。那类似唐代的古木双桅三帆船，像是从画卷中飘出来，穿过千年的浩瀚烟波，驶入广州那等待了许久的码头——这是伊斯兰教的后人们重访穆罕默德跨越千古的东方思念。

　　历史好像又回到了唐中叶（8世纪中叶）十月的一天。这日，水手阿昌正拼着劲拉起船上的十米高帆，随着帆张张悬起，最盛的东北季风“填饱”每一张帆面，这艘载着满满的丝绸、瓷器的唐朝商队从广州珠江口屯门山出发。

　　一路上，阿昌和他的同伴们升帆降帆，控制着船行船止、改向绕道，就这样顺着中国北部沿岸大陆海流南下的沿岸流，出南海，经越南，浩浩荡荡，吞波劈浪，途经30多个国家，辗转至波斯湾，入乌剌国（今奥布兰），最远至巴格达，全程约14，000公里，完成了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这段历史也被德宗时期的贾耽写成了后世闻名遐迩的《广州通海夷道》。

　　“广州通海夷道”到达最远的地方是巴格达，位于今伊拉克内地，那里是另一个古文明——古巴比伦的发源地。绵长曲折的“海上丝绸之路”，汇通了两个古文明的血脉。在这条航线上，满载着丝绸和香料的中外商舶，云帆高挂，乘风破浪往来广州。后来很多阿拉伯居民定居下来。位于兰圃西郊的先贤古墓，是唐初来华传教的阿拉伯先贤赛义德比·宛葛素的陵墓，也是广州著名的伊斯兰教古迹。

　　阿卡普尔科港口的诗

　　明代开辟拉美航线

　　出了光塔路，顺着解放中路向南走上一会儿就到珠江边，唐朝时阿拉伯教徒常在晚上登塔点灯，为驶入珠江的阿拉伯船舶指引航向。而沿着珠江水路东进不远处，高耸入云的琶洲塔为驶入广州港的海舶亮了几百年的明灯

　　作为“广州三枝桅杆”之一的琶洲塔，为海舶进出港的“望海标志”，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珠江之畔，琶洲岛上，琶洲塔四周绿树环绕，八角形楼阁层层攀援而上，塑为寓意九级浮屠的塔身，逐渐收尖至塔顶，直入云霄。站在琶洲塔塔脚可见，八面基脚处均有跪状托塔力士，用双手或单手托塔，刻工古朴，神态生动。有趣的是这些托塔力士均为16、17世纪来华西人形象，吐露着明代远道而来的外国人对于此塔的钟爱。

　　到了明代，广州往返拉丁美洲的航线开启，被称为“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冬季从广州出发，经过马尼拉进入太平洋，乘着6月中下旬的西南季风北行，借西北风横渡太平洋，再利用盛行于海岸的西北风直达墨西哥西海岸的天然良港阿卡普尔科和秘鲁的利马港。墨西哥著名诗人布兰西斯·布雷特·阿特曾赋诗记述中国商船成群结队，满载丝绸至拉丁美洲的盛况——

　　每年一次的中国船啊，

　　运来沉沉的橡胶、香料，和光滑泽润的丝绸。

　　堆积在阿卡普尔科港口……

　　帝国黄昏的荣光

　　清代海上丝路拓至北美与俄罗斯

　　从琶洲岛上望向珠江，那翻滚着的江水顺着不变的水纹流向永恒的三角洲，汇入南海，融入太平洋。那正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赴美之路

　　清朝前期，广州作为唯一对外贸易港口，在历史洪流中留下一抹更具理想色彩的颜色。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派出了赴美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来自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的容闳就是其中一个。可曾想，历史的安排竟是如此巧合。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就是顺着“中国皇后”号航海线路去的。容闳在日记中写道：“舟既过圣西那利岛，折向西北行，遇‘海湾水溜’，水急风顺，舟如去矢，未几遂抵纽约。”

　　“中国皇后”号的成功航行，宣告着广州—北美航线开通。也正预示着清朝——中华封建帝国最后一个朝代黄昏前的荣光。

　　作为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山姆·肖，也是“中国皇后”号的船长，当时从中国带回一个瓷碗，碗底刻有“中国皇后”号商船字样。每每当他端详着瓷碗清润的外表、细腻的描彩，他总会回想起那次开启中美贸易的航程。

　　1784年，美国刚刚独立，摆脱了英国的殖民地控制，开始酝酿着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是年2月22日，一艘360吨位的商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载着40多吨西洋参以及棉花、羽纱等大批货物，从纽约起航出海，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抵达澳门，于8月23日到达广州黄埔港，历时188天，航程13000英里，换算为2万多公里。4个月后，“中国皇后”号再次起航，带着丝绸、瓷器回到纽约。从此，广州——北美航线得以开通。

　　随着各路航线的逐次开通，中国商品在世界的名气越来越大，就连沙皇也想着怎么直接到中国做生意，免去俄国花高价从英国购买所需的中国商品。于是，在1803年（嘉庆八年）5月，俄国两艘军舰，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喀琅施塔得塔出发，横跨大西洋，次年绕南美洲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向西航行，抵达夏威夷群岛，再渡太平洋到马尼拉，于1805年11月抵达广州。时人王之春记述：“乙丑嘉庆十年冬十二月，禁俄罗斯商船来粤互市。”虽然俄国提请互市的要求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官方许可，但广州——俄罗斯航线毕竟开通，从广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最远点又转动了位置。

　　汉

　　航线：南越国—南海海域—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南亚次大陆—阿拉伯地区

　　到达最远处：阿拉伯地区

　　唐

　　航线：“广州通海夷道”（广州珠江口屯门山—南海—越南—波斯湾—乌剌国—巴格达）

　　到达最远处：巴格达

　　明

　　航线：“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广州—马尼拉—太平洋—墨西哥西海岸—秘鲁）

　　到达最远处：拉丁美洲

　　清

　　航线1：“中国皇后号”航线（纽约—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澳门—广州）

　　到达最远处：纽约

　　航线2：圣彼得堡喀琅施塔得塔—大西洋—南美洲合恩角—太平洋—夏威夷群岛—马尼拉—广州

　　到达最远处：圣彼得堡

　　物证

　　银盒

　　发掘于1983的南越王墓是一座凿山为藏的石室墓。陪葬品之一的银盒是来自位于西亚的伊朗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舶来品，经过最早一批“海上丝绸之路”的运徙，漂洋过海来到南越国，得了南越王过分喜爱，存于墓穴内伴其长眠。

　　怀圣寺与光塔

　　唐初，怀圣寺与光塔就是那时随着阿拉伯海商一起来到中国的伊斯兰教徒。光塔圆形塔身、塔尖“望之如银笔”，显示了阿拉伯特有的建筑风格。怀圣寺则秉承唐代的飞檐雕栏。怀圣寺和光塔是唐宋以来广州贸易以及定居的阿拉伯商人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被誉为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的精神灯塔。直到今天，广交会期间来华的阿拉伯商人也会前来做礼拜。

　　琶洲塔托塔力士

　　作为“广州三枝桅杆”之一的琶洲塔，为海舶进出港的“望海标志”，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琶洲岛上建“九级浮屠，屹峙海中，状广形胜，名曰海鳖”，又名琶洲塔，至今仍屹立于广州大桥附近的珠江之畔。站在琶洲塔塔脚往上望，八角形楼阁，层层攀援而上塑为九级。塔基脚处均有跪状托塔力士，用双手或单手托塔，刻工古朴，神态生动。有趣的是这些托塔力士均为16、17世纪来华西人形象，吐露着明代远道而来的外国人对于此塔的钟爱。

　　“中国皇后”号瓷碗

　　1784年2月22日，美国一艘360吨位的商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从纽约起航出海，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抵达澳门，到达广州黄埔港，历时188天，航程13000英里，换算为2万多公里。由此广州——北美航线得以开通。“中国皇后”号的船长山姆·肖当时从中国带回一个瓷碗，碗底刻有“中国皇后”号商船字样。



　　参考文献：

　　《广州外贸史》上 广州出版社，1995，陈柏坚，黄启臣 编著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黄启臣 主编

　　广东出发的海上丝路串起世界各大贸易港口

　　口述人：

　　全洪，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

　　吴凌云，广州南越王博物馆馆长

　　从广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最远到达哪里？学界尚未定论。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向我们表达了这样的感受。“现在最让人苦恼的问题，就是当时广州和外国港口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在印尼、菲律宾都零星地发现过广州汉代的陶器。斯里兰卡在《汉书》有明确记载，也据说发现了一些汉代的物件。而作为传统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的印度，文物发掘情况还不很了解。

　　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云补充道，“此外，广州留下与海上交通贸易有直接关系的遗迹不多，这也是一个问题。”南越王墓出土的舶来品有很多。但考古只能发现结果，而不能说明过程，不清楚当时具体的贸易航线情况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往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在研究方面，大量的广彩和外销画都流传国外，我们还需要更多地与外国同行进行合作，同时引入更多的新技术，对文物进行内部检测。”吴凌云说着下一步“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方向。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广东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几乎到过世界上各大贸易港口，”全洪很有信心地说道。“在南越国宫殿地层之下，我们发现了秦代的造船厂。后来在先烈路发现了东汉晚期的船只，当时的规模已经比较完备了。”汉代的航海技术可以到达海南岛，而三国时期则可以到达菲律宾，到唐代，航海技术就可以让船直接在大洋行走了。“这意味着我国的航海队能横渡太平洋、大西洋去到拉丁美洲、欧洲，”全洪有些激动，忍不住用手比划着。

　　“而我们在南越王宫遗址发现了一个八角柱，这种建材来自印度。”按成分分析来看，这些文物肯定是舶来品，而不是国内仿制的。就以八角柱为例，中国传统的建材都是木构的。“我们发现的八角柱与希腊的也有分别，应该是直接来源于印度的产物。”

　　吴凌云说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充满着自豪感。南越王墓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波斯和非洲文物，包括有明显古代西亚波斯银器特点的银盒、来自红海沿岸的乳香、来自非洲的象牙、具有古代西亚风格的珠襦饰物金花泡等，都是广州最早进行海上文化交往的见证。

　　此外，广州还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建筑，包括光孝寺、西来初地、光塔等，都见证着海上丝路的文化交流往来。比如南海神庙，就是目前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座官方祭祀海神的庙宇，其地位不亚于秦始皇封禅的泰山。广州城区玛瑙巷等地名还保留着古代外国人居住区——“蕃坊”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