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29日，参与资遣工作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李溥霖

给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郑道如的笺函。

　　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到新疆，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被浓浓亲情包围的抗日义勇军，不少人流着热泪大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了祖国，我们又可以抗日了！”为了欢迎抗日义勇军，塔城和伊犁人民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塔城地方政府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制作了3000多副爬犁，一副爬犁可以乘坐5-8人，而每批回国的官兵最多不到2000人，因此出现了人少爬犁多的现象。塔城各族人民群众捐献了4000多床崭新的被褥，而当时塔城市区的人口还不到1万人，按照一个家庭3口人推算，每家都捐献了一床被褥还要多。在伊犁，当地的锡伯族群众像迎接“圣皇”到来那样，长跪在霍尔果斯到伊宁的道路两旁，以特有的最高礼仪欢迎归来的抗日英雄们。当地群众倾家荡产招待抗日义勇军，让他们吃好、喝好、休息好，并不图回报。

　　从1933年12月起至1941年春止，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抗日义勇军，以及后来伪满洲国起义部队退入苏联后，都转道来到新疆。在国民政府的安排和新疆省政府的挽留下，1934年10月，抗日义勇军被改编为9个骑兵团、4个边卡大队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疆广大地区。以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守边固防”的新时期，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数万名抗日义勇军回归新疆，是新疆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些抗日义勇军及家属、子女文化程度一般都比较高，思想活跃，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为新疆的各项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给当时的新疆社会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分散进入苏联的抗日义勇军，有部分留下来与苏联女性结了婚，现在远东地区仍然有抗日义勇军的后人。在这次大规模迁徙中，抗日义勇军在新疆当地成家的更多，这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留在新疆的部分抗日义勇军找到了安定的工作，并以军政两届为最多。但另有部分抗日义勇军在善于玩权术的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统治下，命运十分悲惨。盛世才为控制、利用抗日义勇军，采取分化瓦解与收买利用的手段，在一次宴会上，借口他们与军阀马仲英在达坂城作战失利，即席将抗日义勇军将领郑润成、杨耀钧、苏国、应占斌、杨炳森、徐国光等逮捕，后于1939年左右秘密处死，尸体被铡为数段，放入麻袋秘密掩埋。据相关学者研究统计，东北抗日义勇军到达新疆后，参与了盛世才打击政敌及维护新疆统一稳定的历次大小战役，在作战中伤亡以及自然死亡的，不过5000人，而十年来被盛世才捕杀的竟达1万多人。1944年盛世才离开新疆时，国民政府接收新疆部队，计有骑兵10团、12团、16团、20团、38团、40团、46团、48团，4个边卡大队和通信队、工兵队、炮兵团、教导团。在1934年盛世才整编部队时，抗日义勇军占80％以上，到了国民政府接收时，这些部队番号未变，但抗日义勇军只占20％左右，在个别部队中占到50％左右，抗日义勇军在部队的人数不超过5000人。另外，十年间被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抗日义勇军约2000人，有的在地方机关当小职员，有的靠体力劳动赚钱养家，有的甚至流落街头，沦为乞丐。

　　直到1946年9月，国民政府才开始登记散居各地的抗日义勇军老兵情况，准备资遣流亡各地的东北义民返乡。在善后救济总署登记造册的有：迪化6061人，兰州2488人，共8549人。

　　1947年1月2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李溥霖在给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郑道如笺函中写道：“前东北抗日军为保卫国家民族转战于东北，再战于新疆，又被虐杀于盛氏，死事之惨非文字所能形容，所遗老幼妇孺及昔年被迫逃亡之义民皆流落于迪化、兰州等地，生活艰苦，道路阻长，东归不得，极尽还乡之思。”这是一个国民党官员对抗日义勇军十余年生活的真实概括。这十余年中，历尽千辛万苦的抗日义勇军老兵一直思念着东北的故乡。

　　1947年4月15日，为确保善后工作顺利开展，国民政府社会部主办，并邀请交通、国防、审计各部及善后救济总署、卫生署、东北行辕等有关机关参加，组织成立了遣送委员会，并在迪化、哈密、肃州（即酒泉）、兰州、西安、徐州、南京等地设立遣送站。国民政府拨款法币40亿元作为遣送费用。1947年5月18日，迪化遣送站首批抗日义勇军老兵开始遣送，兰州一带的抗日义勇军老兵也于6月1日开始向西安谴发。抗日义勇军老兵终于分批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返乡之路。他们乘车和步行结合，从迪化到哈密，再从哈密经过甘肃肃州到达兰州，从兰州转到陕西咸阳后，坐火车沿着陇海铁路线，经过西安、开封、洛阳到徐州，从徐州坐火车沿着津浦铁路线到南京，再转车沿着京沪铁路线到上海。在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后，抗日义勇军老兵在上海坐轮船，穿过漫漫的黄海、渤海等，到达东北的营口，终于再次登上东北的土地。1947年7月29日，参与资遣工作的李溥霖在给郑道如的笺函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此次万里还乡，由天山以西越过三千里之沙漠戈壁，东入玉门，又经两千公里之长途而达全国中心之兰州，再由兰到陕乘陇海路火车到徐州，全体义民扶老携幼，已因营养之极度欠缺而面黄肌瘦，罹于疾病，又因迢迢万余里之奔波，多衣不蔽体，或败絮满身，仍挂破棉衣，或露肉裸腹，无法行走，为状至惨。”从新疆返回到东北的抗日义勇军老兵前后共五批：第一批865人，第二批1608人，第三批280人，第四批1238人，第五批509人。超过14年的等待，他们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并重返家乡。1947年9月19日，最后一批返乡的抗日义勇军老兵到达东北。第六批准备返乡的抗日义勇军老兵到达陕西咸阳时，正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陕甘宁战场取得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忙于应付战事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已无心关注他们的返乡问题，直接就地资遣了这一批抗日义勇军老兵，这批老兵便去了陕南及甘肃一带自谋生路。

　　东北抗日义勇军自愿为国慨然赴死，以血肉之躯抗击强敌，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之魂魄！

　　（全文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