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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子大学的中共地下党

2016-01-07 17:04 来源:南方网 钱焕琦

1948年,参加游行的金陵女子大学学生。

上演“激情戏”躲过白狗子

  金陵女子大学在四川成都办校期间曾有学生参与过中共地下党的工作。

  1945年春天,成都十几所大学的爱国师生们在党领导下掀起了反蒋介石的民主运动高潮。来自四川广安的社会系学生张尚琼被从延安来成都的党员黄立群(徐特立的外孙女)推荐,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外围组织朝明学识研究社,即“朝明社”,成为该社的一名积极分子,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张尚琼回忆说:“记得一个下午,一位在成都《文汇报》《华西晚报》工作的陈子涛同志,经我表兄张永烈(党员)介绍,给我送来一卷包扎好的《新华日报》及其他有关反蒋的材料,并嘱我注意保密,不要遗失,还要尽可能地秘密张贴出去,向公众进行反蒋的宣传教育。正当我把那卷东西放进我的内衣里时,忽然发现有两个歪戴帽子的可疑分子向我们走来,我赶紧拿起手中的一本美国画报翻阅,并把画报上的英语读了几句给陈子涛听。而陈似乎来不及听我说什么,一下子弯下腰来把我紧紧抱住,并亲了我的脸。我当即打了他一记耳光。可他不但不生气,仍旧抱着我不放。我使劲要推开他时,隐约地听到有人在我们背后说,‘走,走,光天化日下,在谈恋爱嘛’。陈子涛转身向后一望,立刻放开了我,笑着对我说,‘好了,警报解除了’。他又轻言细语地对我说,‘在对敌斗争中的危急时刻,我们可以采取迷惑白狗子的特别措施,是有用的。否则今天我们就会被抓进监牢里去了’。听了这些话后,我恍然大悟,他原来是一个多么机警、老练、勇敢、沉着的革命工作者,一个优秀的可敬可爱的共产党员啊!”

“金女大”建立中共党支部

  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子大学从成都迁回南京时还没有中共党员,直到1947年吴文安从上海进入“金女大”才有了第一个中共党员。

  吴文安成长在一个封建商人的大家庭中。封建包办婚姻给她的父母带来不幸。她接受母亲的教育,好好读书,学得一技之长,将来走出这压抑憋闷的封建家庭,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在小学、中学的课堂里,文天祥、孙中山等伟人的事迹,在她心中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她居住过的泰州,曾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已经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姑姑常常给她讲革命故事,介绍进步书籍。抗战胜利后,吴文安回到上海就读于省吾中学。这是圣约翰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筹款办的进步学校。她的班主任来自四明山游击区,常鼓励学生接受进步思想,并动员吴文安去解放区。高中毕业时,同学、中共地下党员蔡玲珍建议吴文安报考金陵女子大学。进入“金女大”后,她一面等待党派人来接组织关系,一面尽自己所能为党工作。1947年底,吴文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她发展了王粹珍和王端一入党,并于8月底成立了中共党支部,王粹珍任支部书记,吴文安任组织委员,王端一任宣传委员。

  1948年9月,曹琬进入“金女大”,就读于社会学系。曹琬受父亲的影响,1946年6月在南京参加了属于新四军二师系统的中共外围组织“抗日民主青年救国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读“金女大”后,“金女大”中共地下党支部派王端一按约定的暗号同她接上关系,并给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内容,要求她在一年级学生中开展活动。此时,“金女大”党支部有了4名中共党员。

  “金女大”中共党支部根据同学不同的思想觉悟水平,组织不同层次的活动。一是通过学生会公开的活动,如组织民歌社、出版墙报、开办工友夜校等,广泛吸收同学参加。二是组织读书会,如“实践社”“拓荒社”等。读书会经常介绍一些书籍给大家,如《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一批公开出版读物,以及秘密传阅《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吸收参加读书会的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便于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三是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宗教“团契”活动,便于与一部分笃信基督教的同学联络感情,打成一片,了解她们的思想动态,逐步影响她们。四是推出社会系的李振坤竞选学生会主席。李振坤性格开朗,热心公共事务,不同信仰的同学都觉得她可以信赖。当时,李振坤要求进步,组织有意识地暂缓吸收她入党,是为了通过这位大家都能接受的进步同学为党做些工作。最终,她竞选学生会主席成功。

  除了这些群众性的集体活动外,更多的是进行个别接触,开展谈心活动,交流思想、建立感情。党支部经常分析群众情况,分工联系一些积极分子,时机成熟时就吸收入党。从1947年秋季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金女大”中共地下党支部就先后发展了白秀珍、李植澄、段玫、何乾三、曾曼西、洪范、何霭兮、鲁洁等12名同学入党。

投身学生运动

  1948年5月21日晚,在南京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在中央大学组织了纪念“五二○”周年晚会,在晚会结束后特务抓捕了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这一举动激起了学生们的公愤。大家纷纷罢课,游行示威,并包围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示抗议。示威学生高喊抗议国民党的口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22日,“金女大”的部分学生第一次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示威。最后,学生们取得了胜利,国民党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1948年底,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南京的国民党高官政要开始向台湾撤退。在“金女大”就读的同学,大部分家庭都有一定的政治或经济背景,如何留下一批“金女大”积极分子,成为“金女大”党支部急需解决的问题。“金女大”党支部成员在认真研究后,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并说服一批同学留下。王粹珍的祖父是国民参政会的高官,她的父亲也是国民政府的官员,她摆脱了家庭的影响,坚决地留了下来。洪范的父亲是银行家,李振坤的父亲是资本家,她们为了追求真理,投身革命,也毅然脱离了家庭。最后,“金女大”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留在学校迎接解放。

  1949年4月1日,南京爆发了“四一”运动,学生们喊出了“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反内战,要和平,争民主”的口号。“金女大”学生继“五二○”周年纪念后,又一次走向街头。“四一”运动开始时,王粹珍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意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希望学生最好在校内活动。但以李振坤为首的一批积极分子情绪激昂,决心走出学校。后来组织上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指示党员要积极引导,而且要走在队伍的前面。“金女大”的学生一路上高喊口号,不断向群众开展宣传,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在“金女大”的学生回到学校后,突然传来了“四一”惨案的消息。在游行中,国立中央大学等学校学生被国民党暴徒打死、打伤。大家感到震惊之余,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同学们义愤填膺,很快就组织了慰问队,到鼓楼医院和中大医院进行慰问。

依靠团组织开展工作

  “四一”运动以后,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并向南京推进。学校面临着留与迁的选择,最后吴贻芳校长顶住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压力决定留下来。

  1949年4月22日,在南京解放的前一天,上级党组织通知“金女大”党支部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这一夜十几位同学聚集在刘开荣老师家,写标语、做红旗,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一早,同学们提着糨糊桶、带着标语来到挹江门。在这里同学们遇到了进城的解放军,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南京解放后,教会学校没有被政府接管,中共党组织还是在秘密状态下开展工作,当时直接领导“金女大”党支部的是徐敏。1949年暑期后,党员吴文安和李植澄调到团市委工作;段玫、何乾三、何霭兮等先后离校、参军;曾曼西去了北京人民大学。这时,“金女大”党支部只剩下了王粹珍、白秀珍和曹琬。不久,王粹珍又被调往北京团中央,白秀珍去“金女大”附中任教。随后,上级领导决定筹建“金女大”团支部,由曹琬担任团支部书记。在革命工作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团,并在参军参干、抗美援朝等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金女大”的师生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

编辑: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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