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毛泽东（前排左四）等中央领导人与中外记者

西北考察团在王家坪的合影。

　　1944年5月31日，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从陕甘宁边区东南角上的凉水崖出发，后抵达延安，一直到7月12日采访结束大部分记者离开延安，进行了为期43天的参观访问。

　　这次活动，中外记者们行程近万里，先后坐了飞机、火车、汽车,还骑了陕北毛驴。他们把在延安的种种感受写进报道、出版成书。其中有1945年福尔曼在美国出版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翌年，这本书被翻译成《北行漫记》在北平出版）；斯坦因曾发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1949年5月出版《毛泽东影响》；武道出版了《我从陕北回来了》；国内《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和王仲明编辑的西北考察团各报记者特写《陕北之行》，这些书和文章在中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使国内外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一个代表着中华民族希望的红色中国开始被世界所认知。

延安城：“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

　　1938年至1941年，日军先后17次轰炸延安，延安城“面目全非”，很多建筑都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延安这座城市给中外记者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他后来出版的《延安一月》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初识延安的感觉的：“延安的建筑全是新的，所有的建筑，都是在匆匆忙忙中完工的，简单实用是所有建筑最大的特点。所以，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都是粗糙，处处显现出的是一个未完成建设的都市的面目。”

　　当时，如果跟南方的城市比，或者严格按照城市的定义来讲，只能说延安是一个较大的村镇。遭受敌机轰炸后的县城只剩下一些墙角屋基，到处长满了青草，搬到南门外的新市区也呈现出未成熟的都市面目，商店货物仅限于日用品。

　　而美联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也认为：“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

　　在以农业为主，一切被国民党实行封锁的延安，为了生存，共产党人号召全边区人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缎衣服，男女都一样，穿蓝布军鞋、打绑腿，穿军装的妇女在延安城随处可见，这里没有脂粉气。

　　延安城在中外记者们的第一印象中就是这样一个“落后”、尚在建设中的城市。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县城里却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一位领袖人物在这里挥斥方遒，领导和指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毛泽东：善于汲取群众智慧的领袖

　　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在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曾3次接见他们。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除了集体采访外，不少外国记者还单独对毛泽东进行了采访。

　　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就是其中之一。福尔曼采访毛泽东那天，毛泽东专门派车把他接到住处。福尔曼记得，那是一辆半吨重的救护车，车厢上写着“野战病院”四个大字。毛泽东在院门口迎接了他。他进入客厅，看到的是简单的砖地、白墙，四周摆放着几件结实粗糙的家具，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中共领导人的住处，因为这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福尔曼这样描述毛泽东给他的第一印象：“看眼前这位领导人，长着两道非常高起的眉毛、两只惊人的富于表情的眼睛，呈现得非常活泼。他很爱笑，轻轻地讲着话。在好奇方面却有点孩子气。”通过在边区的采访和与毛泽东的接触，福尔曼觉得毛泽东在延安绝不是不可靠近的神灵，而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

　　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那天，谈话从下午3点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3点，持续了12个小时。斯坦因回忆说，当他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却还像前一天下午那样精力充沛。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毛泽东的亲切随和同样让作为美国《时代》杂志、《同盟劳工新闻》记者的爱泼斯坦感到意外：“他经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位置，也没有人把他引到正中位置上。”随后，他在一次单独的、没有时间限制的采访中，毛泽东主动向他询问起世界劳工的情况，并对时下的战争局势侃侃而谈。这一切让爱泼斯坦深切地感到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相当了解。”

　　“毛泽东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谦逊。”爱泼斯坦这样认为。

　　毛泽东在边区的威信是绝对的，共产党人虽然不提倡个人崇拜，但对毛泽东的拥护和宣传随处可见。1943年春节，在延安书店所售的伟人画像中，毛泽东的画像售出量超过其他人两三倍。《新民报》记者赵超构曾这样评价毛泽东，在工农群众的眼中，他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在记者们的眼里，毛泽东就是一位亲切、随和、幽默、精力充沛、善于汲取群众智慧的领袖。

延安人的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考察团的采访中，边区人思想的高度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给记者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爱泼斯坦在给妻子、同是记者的邱茉莉的信中这样写道：“边区人民的坚持与信心，没有厌战，没有惰性，一切从实际出发，他们作风明确简单，每件事都能讲得清清楚楚并能掌握，因此做起来就简单了。模棱两可、空话连篇，引经据典地用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话吓唬人或卖弄学问，都会让人笑话的。”爱泼斯坦还说，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在那里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

　　路透社记者武道在报道中这样表述他的感受：“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1944年，毛泽东（后排右一）在王家坪与部分外国记者的合影。

　　在延安，如果以同一的问题去问不同的人，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大家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这一切源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一致理解。

　　斯坦因将延安和重庆进行了对比，对比新闻出版、学校教育、士兵风貌、将军作风、对宗教的态度等等方面。通过对比，他认为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各级官员廉洁奉公，党政机关自律高效，民兵精神焕发，军队奋勇杀敌。然而，国民党方面则与之相去甚远。

　　在记者们的眼里，延安工业值得参观的地方，不是生产技术与生产成果，而是生产组织与人力的运用，这里组织的严密和管理的精细才是亮点。记者们在工厂采访了十几名工人。从与他们的交谈中，记者们了解到，工人们认为共产党的利益就是工人的利益，为共产党做工就是为自己做工，他们说：“厂长是政府派的、政府是我们选的，服从厂长等于服从我们自己。”有信仰就有力量，这就是答案。

　　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对延安的采访成为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延安最集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采访活动。引用爱泼斯坦的话说：“我们的到来打破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封锁，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从此，世界开始了解一个真实的、全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