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魔鬼”到人的蜕变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立始末

2005年6月28日，在中国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东侧，有4位鬓发苍白的老者站在“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前垂手默哀，他们就是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过教育改造的日本侵华战犯，后成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成员的大河原孝一、高桥哲郎、绵贯好男、岛亚坛。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自1957年成立到2002年宣告解散，在这45年里，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7年9月22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在日本东京山乐会馆召开。

1964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和日中友好青年同盟成员一起组织为恢复日中邦交而开展的3000万人的签名活动。

苏方移交近千名日本战犯给中国审判

1950年7月18日，一辆载着969名日本战犯的闷罐车从苏联驶入中国境内，停靠在绥芬河火车站。根据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双方领导人商定的协议内容，这一天苏方准备将关押在苏联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

苏方移交的这批日本战犯，个个罪行累累：有操纵伪满洲国大权的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他颁布过《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粮谷出荷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有制造无人区、实施“三光政策”、仅在河北省潘家戴庄惨案中一次就残酷屠杀百姓千人以上的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有以活人当刺杀靶子的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等。这些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罄竹难书，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在中苏双方进行战犯移交时，苏方代表科雷阔夫少校特别向中方表明：“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恶棍，只有杀掉!”依据国际法，这些十恶不赦的日本战犯理应得到严惩。

为了羁押苏方移交的日本战犯，中国政府将关押战犯的地址选择在抚顺监狱。这所监狱始建于1936年，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为监禁中国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而修建的一所监狱。1950年5月东北人民政府对抚顺监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7月21日凌晨，苏方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走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重获新生

初到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坚持军国主义立场，骄横狂妄，对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毫无认罪悔过之意，气焰嚣张。在羁押初期，日本战犯用闹监、绝食等方法来对抗改造。面对这些日本战犯抗拒改造的局面，中国政府并没有采用“以牙还牙”的手段来报复他们，而是对他们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政治斗争与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教育改造方针。管理所以人道主义待遇，组织日本战犯学习和参观，让他们逐步认识到其所犯下的罪行，使他们的思想慢慢发生转变，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那些曾丧失人性、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开始忏悔当年所犯下的罪行，纷纷要求中国政府严惩自己。

如何惩处这些日本战犯的严峻问题摆在了中国政府面前。从维护世界和平、消灭战争根源和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长远角度考虑，结合日本战犯悔罪的表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一个不杀”“从宽处理”的重要指示。1956年4月2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决，共有1017名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仅有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期计算时间从在苏联被关押之日算起，关押一日抵一日，在刑期内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听到判决结果后，战犯们在法庭上个个泣不成声，一再表示向中国人民谢罪，感谢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改造。第一个受审的战犯藤田茂，在听完判决结果后，感激地说：“我在胜利的中国人民的法庭上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中国人民正义的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献给反战与和平事业。”

改造日本战犯的决策使日本战犯恢复了人的良知，洗涤了灵魂，完成了从战争狂魔到人的蜕变，重获新生。

回国战犯组建“中归联” 高举“反战”旗帜

1956年7月3日，免于起诉的首批日本战犯登上了回国的客轮。当随行的日本记者问这些回国的日本战犯：“现在你们已离开了中国，还有那么怕他们吗？”日本记者本以为会得到有“新闻价值”的答案，没想到战犯们的回答竟然是：“我是有罪的，我感激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更感激中国共产党人使我懂得了真正的人生。”刚回国的日本战犯在上岸后即刻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对过去的侵略行为“低下头来，诚心谢罪”，表示：“祖国日本和人民所需要的，不是侵略战争，而是独立、民主与和平。我们既然认识了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我们就不能再犯这样的罪行。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坚决反对把人民驱向侵略战场的军国主义！”

归国的日本战犯在回到日本后用自己的方式来劝诫民众反省战争。他们在1957年9月组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藤田茂为该会首任会长。“中归联”自建立以来，一直高举“反战、和平与中日友好”的旗帜，它是日本国内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中日友好的一股重要力量。

为了警示国人不要重蹈覆辙，“中归联”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证言”活动。成员们纷纷写出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以亲身经历痛斥战争的罪恶，揭发、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并介绍他们在中国受到的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这些文章在《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真理》《文艺春秋》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战犯鹈野晋太郎等合著的《三光》一书，以“自白式”的战争回忆录形式揭露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血淋淋的事实，使日本读者触目惊心，日本社会也为之震惊。

不惧威胁 以“赎罪”行动唤醒日本民众反战意识

“中归联”的成员从侵华战争的惨痛经历中体会到，只有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共同繁荣，才能使两国人民得到幸福。自创建时，他们就不惧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恫吓，为维护和平与实现中日友好而奔走。藤田茂曾在“中归联”的会刊上撰文写道：“日中友好是祈求和平的日本人民的正确要求，是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日军侵华期间，日本以《关于华人劳工移入内地条例》为依据，在中国华北强征劳工赴日进行强制性劳动，许多劳工被虐杀。回国后，日本战犯为了表示他们“谢罪的心意”，分头在日本各地募集资金，收集被日本军国主义杀害的中国劳工的遗骨，并把遗骨送回中国；对隐匿在日本深山中长达14年之久的中国劳工给予物质和精神帮助，协助其回国。随着日本民众希望恢复日中邦交的要求越来越强烈，1964年“中归联”和日中友好青年同盟成员一起参加了为恢复日中邦交而开展的3000万人的签名活动。

1965年9月，以藤田茂为团长的“中归联”访华团首次访华，在人民大会堂他们受到周恩来总理和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的亲切接见，代表团赠送给中方一块刻有“反战和平，日中友好”的铜匾，以表达日中友好的愿望。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归联”把“反对侵略战争，促进日中友好”作为组织活动的主要方针。1982年，日本文部省将“侵略中国”篡改为“进入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审定为合格，此事引起了“中归联”成员们的极大愤慨。8月，“中归联”在日本教育会馆召开抗议篡改教科书的集会，并于8月15日，派出7名代表向文部省面交抗议书。同年，“中归联”再次出版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三光》一书，而且“中归联”成员还纷纷撰文、发表讲演来抨击日本政府中不肯承认侵华罪行的右翼势力。“中归联”的成员一直以自己“认罪”“赎罪”的态度来唤醒日本民众的反战意识。

在2002年，随着成员相继去世，“中归联”宣告解散。但“中归联”成员的后代于2002年4月20日组成了“抚顺奇迹继承会”，他们继承先辈的遗愿，发扬着“中归联”的精神，续写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新篇章。

中央档案馆提供档案资料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0月23日 总第2827期 第三版